苏晴把最后一叠渔民手写的记录塞进档案袋时，窗外的梧桐叶正扑簌簌砸在玻璃上。
这是她联系第七家环保组织后的成果——三份区域性海洋生物监测报告、五份渔民自发提交的异常物种登记表，还有半打标着“待核实”的变异螃蟹照片。
“还需要更系统的分布数据。”她对着电脑屏幕喃喃，鼠标悬在“中国海洋生态保护联盟”的官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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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苏晴拨通了联盟的公开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姓王的博士，听她说明来意后，语气有些犹豫：“变异螃蟹？我们倒是有近三年的近海生物异常报告，但涉及具体物种分布…需要伦理委员会审核。”
“王博士，”苏晴放软声音，“我妹妹曾是703所的研究员，她留下的笔记里提到，变异螃蟹可能和实验室泄漏有关。这些数据不只是学术研究，更关乎公共安全。”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你稍等，我查下权限。”
十分钟后，王博士回电：“我们有一份《渤海湾南部近五年底栖生物变异监测简报》，里面包含螃蟹类异常数据。但详细坐标和样本分析需要线下对接。”
“我可以去北京！”苏晴立刻说，“只要能拿到数据。”
“不用跑这么远。”王博士笑了，“下周我们在青岛有场小型研讨会，你可以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会上我会把简报交给你，顺便介绍几位长期监测渔民的朋友给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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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清晨，苏晴背着双肩包出现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研讨会设在负一层会议室，墙上挂着“守护蓝色家园”的标语。她刚找好座位，后排就传来个沙哑的声音：“是苏小姐吧？我是王博士说的渔民代表，老陈。”
老陈五十来岁，晒得黝黑的脸上爬满皱纹，手里攥着顶磨得起球的渔民帽。他递来个厚牛皮纸袋：“这是我记了三年的‘怪蟹账’。”
纸袋里的记录让苏晴心头一震——
【2020年8月，东湾渔港】：捞到三只青蟹，壳上长红斑，煮熟后肉发苦；
【2021年5月，南湾浅滩】：蟹笼里全是断腿蟹，村民说“像被什么东西啃过”；
【2022年3月，石臼坨岛】：渔民王二麻子捞到只巨型蟹，背甲宽二十公分，煮不熟…
每条记录旁都贴着模糊的照片，有的螃蟹壳色发暗，有的钳子畸形，和沈逸之前收到的样本高度相似。
“这些蟹都去哪了？”苏晴翻到最后一页。
老陈压低声音：“能卖的偷偷卖给贩子，不能卖的就扔回海里。但最近半年，怪蟹越来越多，连小孩在沙滩上都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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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研讨会上，王博士果然带来了《监测简报》。苏晴翻到附录的分布图，心慢慢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