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机械修配社比上次来显得更有生气了些。院子里的落叶被扫得干干净净，那几台老机床正在运转，发出有节奏的切削声，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机油和金属粉末的味道。两个年轻工人正蹲在一台拆开的电机前，对照着一本翻烂的《电工手册》争论着什么，神情专注。
郑建国不在车间，而在旁边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正对着算盘和一堆单据发愁，眉头拧成了疙瘩。看到谢煜林进来，他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脸上挤出笑容，但那笑容里的疲惫和焦虑却掩饰不住。
“谢工，您怎么来了？快坐。”他手忙脚乱地想把桌上杂乱的东西收拢一下。
“路过，顺便再来看看。”谢煜林在唯一一张没堆东西的椅子上坐下，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账本，上面红字不少，“遇到难处了？”
郑建国苦笑一声，也不再遮掩，把算盘往前一推：“不瞒您说，快揭不开锅了。上季度给农机站修的几批零件，款项一直拖着，说是站里也没钱。这个月工人的工资还没着落，下个月的房租、电费……哎。”他搓了把脸，这个在部队里锤炼过的汉子，此刻被现实的窘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上次您提的合作，我回去跟几个老师傅和骨干都通了气。”郑建国打起精神，说道，“大伙儿都愿意试试。我们这儿没啥别的，就是有一把子力气，也肯学。只要能有个稳定营生，让厂子活下来，让大伙儿有口饭吃，有奔头，您指哪我们打哪。”
他的眼神里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有走投无路下的最后希冀。
谢煜林没有立刻回应，而是问了几个具体问题：厂里工人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现有设备清单和保养情况；有没有拖欠其他债务；街道办对厂子的态度；工人里有没有特别难缠或是有其他背景的。
郑建国一一作答，很坦诚。工人普遍年轻，二十到四十岁为主，多是当初接替父辈或者从下乡回来的，初中文化居多，有几个高中毕业的。设备老旧但基本保养得当，能干活。外债主要是拖欠的工资和少量原材料款，数目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是巨款。街道办对他们基本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闹事、不伸手要钱就行。至于人员，郑建国拍胸脯保证，都是跟着他干了好几年的兄弟，知根知底，或许有懒散的，但没有捣蛋的。
情况比谢煜林预想的要好。基础薄弱，但人员相对纯粹，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负责人也有担当。
“如果，”谢煜林斟酌着字句，决定透露一点口风，“不只是给你们活干，而是有一种更深入的合作方式，有可能改变这个厂子的性质，让你们从给街道干活的‘修配社’，变成真正自负盈亏、有发展前景的股份制企业，你们敢不敢试？”
郑建国愣住了，眼睛慢慢睁大：“股份制企业？像……像南方那边听说过的？”
“类似，但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谢煜林点头，“可能需要清产核资，明确每个人占多少份额，引入新的资金和技术，按照现代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多劳多得，效益好大家分红也多。当然，风险也更大，失败了可能连现在这点家底都保不住。”
郑建国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隐约传来，像这个厂子沉重而顽强的心跳。
“谢工，”他抬起头，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我们这些人，要文化没太高文化，要技术没尖端技术，但就是不想这么半死不活地混着，不想哪天厂子说散就散了，大家各奔东西去讨生活。部队里教过我，狭路相逢勇者胜。现在这情况，不改变就是等死，改变了还有条活路，甚至可能活得更好。我敢试！我相信，跟我一起啃了这么多年硬骨头的兄弟们，大部分也敢试！”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实实在在。
谢煜林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父亲那一代人，在简陋条件下攻坚克难时的某种影子。他要找的“壳”，或许需要的不仅是厂房和设备，更是这种敢于在绝境中求变、愿意为未来搏一把的“魂”。
“好。”谢煜林站起身，“这两天，你们内部再统一一下思想，做到绝大多数人支持。同时，把现有的资产——厂房、设备、库存原材料甚至桌椅板凳——都列个详细的清单，越清楚越好。准备迎接可能的评估和谈判。”
他没有提“新兴集体企业试点”的具体名目，那还是空中楼阁。但郑建国的态度，让他有了推动下一步的底气。
离开晨光社，天色已近黄昏。谢煜林让老赵开车回公司，他需要立刻着手准备两份东西：一份是针对晨光社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生产方案，要具体，有说服力；另一份，则是争取那个试点名额的“可行性报告”，这需要结合政策，讲清楚“煜林科技”与“晨光修配社”结合后，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能为改革探索提供什么样的样本。
然而，就在他的吉普车驶离这片城郊区域不久，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叮铃铃地拐进了晨光社的院子。骑车的是个戴眼镜的瘦削青年，车把上挂着一个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
“建国哥！”青年跳下车，急匆匆地喊道。
郑建国从办公室里出来：“小斌？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今晚要去你对象家吃饭吗？”
叫小斌的青年是郑建国的表弟，在区图书馆工作，消息灵通。他喘着气，把郑建国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哥，我刚听说个事儿，跟你可能有关！”
“啥事儿？”
“就你们这片，不是有个快不行的‘红旗无线电元件厂’吗？今天下午，去了好几个人，有街道的，还有几个老头，听描述，像是以前住南锣鼓巷那片有名的……叫什么‘一大爷’、‘叁大爷’的？反正阵仗不小。他们跟那个胖厂长谈了好久，好像是要联合起来，搞个什么‘互助合作社’，把附近几个不景气的小厂并一起，由街道牵头，那几个老头当‘顾问’，听说还想拉港商投资！”
郑建国的脸色变了：“港商投资？”
“对！听说就是最近在京城活动挺多的那个香港恒通电子！他们那个互助合作社，就是想接恒通的订单，组装录音机还是什么的。”小斌语速很快，“哥，如果他们搞成了，有港商订单，有街道支持，那这片区电子装配的活，不都被他们揽过去了？你们这修配社……”
后面的话他没说，但意思很清楚。如果“红旗厂”那边靠上港商和街道势力起死回生，甚至形成垄断，那么晨光社这样更边缘、更弱小的厂子，只会被挤压得没有生存空间。
郑建国的心沉了下去。他刚刚才看到一点希望，难道转眼就要被更大的势力碾碎？谢煜林提到的“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听起来美好，但能对抗有港商资金和本地街道支持的“互助合作社”吗？
他想起谢煜林沉稳的目光和那些关于“主动权”的话语，咬了咬牙：“我知道了。小斌，这事儿你先别往外说。我自有分寸。”
送走表弟，郑建国站在暮色渐合的院子里，看着车间窗户透出的昏黄灯光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拳头慢慢握紧。他仿佛看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是依附于旧势力、看似稳妥却可能失去自主的“捷径”；另一条是充满未知、需要艰难攀爬的新路。
他想起了谢煜林的问题：“你们敢不敢试？”
“敢！”他对着空旷的院子，低声但坚定地说出了这个字。
夜色完全笼罩了城市。谢煜林在公司里挑灯夜战，草拟着他的方案和报告，对发生在晨光社的这段插曲还一无所知。而在城市的另一角，易中海家的客厅里，烟雾缭绕。易中海、阎埠贵、刘海中，还有红旗厂的胖厂长王富贵，以及两个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正围坐在一起，气氛热烈。桌上摊着一些简陋的草图和王富贵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恒通录音机的宣传彩页。
“……就这么定了！”王富贵满面红光，“由街道出面组织‘红星电子生产互助合作社’，咱们几家厂子把人员和设备集中起来，统一接港商的订单。易大爷、阎大爷、刘大爷德高望重，担任顾问，协调内外关系。街道负责办理手续和政策支持。恒通那边，我已经初步接触了，他们很有兴趣，条件……可以谈！”
易中海缓缓吐着烟圈，脸上是一种久违的、仿佛重新找到位置的矜持与满足。阎埠贵小眼睛精光闪烁，已经在心里盘算着“顾问费”该怎么算。刘海中挺着肚子，努力想拿出点“领导”派头。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一个由他们主导的、连接着港资与本地资源的新“王国”正在冉冉升起。而谢煜林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还有他可能看上的那些破烂小厂，都将被这个新兴的“合作社”边缘化，甚至吞并。
旧时代的残影，正试图以新的形式还魂，并与外来的资本力量悄然合流，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谢煜林的“自立门户”之路，尚未正式起航，便已风浪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