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就在贫民窟的边缘还停着另外三辆车，不过车况比扎维尔的丰田还要差。不远处，还有两辆锈迹斑斑的汽车残骸半埋在淤塞的泥污与垃圾里。
我们从车上下来，怔怔地望着这片充斥着贫困与污秽的地方。
“当这里都能当成你的避难所时，就知道情况有多糟糕了。”陈兴鹏沮丧地说。
这时游两个小孩跑了过来，叽叽喳喳地跟扎维尔说着话。没过多久，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老人也走了过来。
很快，十几个人围到了扎维尔身边，争相吸引他的注意。扎维尔简短而有力地跟他们说着什么，似乎在调解他们之间的某个纠纷，其他人都专注地听着。
在我们面前，扎维尔总是显得有些犹豫、顺从，甚至带着点卑微；但在这片贫民窟里，他的肢体语言和语气却透着一股王者般的气场。
很快，人群散去，显然，纠纷解决了。
他转过身对我们说：“跟我来。”
扎维尔的家是这片贫民窟里“最大”的房子之一——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屋子大约三十多平米，用波纹铁皮直接搭在泥地上建成。屋顶用几块大石头压着以防被风吹翻，墙体的缝隙用帆布或塑料袋塞着修补。
为了避免撞到头，我们要弯着腰才能钻进那个用帘子当门的入口。
屋里的景象比外面好得多。
破旧的地毯勉强盖住了泥土地面，屋里有供人落座的垫子和凳子、一个小炉子，还有一个大木箱——里面装着各种塑料和金属小容器，有些盛着大米和豆子。
一位身材结实、面容饱经风霜的女人穿着红白相间的裙子，正在炉子上烧水、煎香蕉。四个年纪不一的孩子盖着破旧的毯子睡着觉。
一张原本是锯木架的木桌充当柜子，上面整齐叠放着四堆干净的蓝白相间衣物——那是校服。
他们还巧妙利用了墙上两条平行的裂缝，拉了一根晾衣绳，可谓是“在困境中寻找生机”生动体现。
对面的墙上，一个十字架悬挂在两尊造型奇特、细节精致的人像之间：一尊是木雕的，另一尊是骨雕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巫毒教的圣物。
女人先是毫不掩饰惊讶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随后转向扎维尔。扎维尔和女人——我猜是他的妻子——用土语简短交谈了几句。
谈话声吵醒了孩子们，这些外国访客让他们既兴奋又好奇，不顾父母的阻拦，穿着内衣就朝我们跑了过来。一阵喧闹的混乱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很快我们所有人都有说有笑了起来。
孩子们先用法语，又用土语向我们提问——两个年纪稍大的女孩，法语说得格外流利。“你们来自哪个国家？”第一个女孩问道。
在我解释了我们各自的国籍后，另一个女孩又问：“你们是坐飞机来这儿的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最小的儿子就问了个问题，逗得所有人都笑了：“你们认识大卫·贝克汉姆吗？”
想想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们躲过了多少次枪林弹雨和疾风暴雨，此刻的笑声让我们觉得格外的轻松。
终于身处安全之地，生活仿佛突然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美好，扎维尔家简陋的环境，在我眼中也变得像度假村一样惬意。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这样莫名、雀跃地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扎维尔的妻子不会说法语，更不会英语和华语，但似乎在为我们早餐只有大米、豆子和煎香蕉而抱歉。
可对于我们来说，这顿饭的味道，比任何一家米其林餐厅的菜肴都要美味。不得不说，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活下来的感觉，真的妙不可言。
“你打算用这笔钱做什么？”我问扎维尔。
“我要买一辆‘突突车’，”扎维尔露出金牙，笑得像在做梦，“也许买两辆，这样就能有稳定收入了。这笔钱能供我的孩子上学，还能买一栋有水有电的房子。我想开车的时候就自己开，不想开的时候，就让雇人帮我开，我就能多陪陪家人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听起来确实是一个美好计划。
早餐的最后一点食物也吃完了，扎维尔的妻子已经给孩子们换上了珍贵的校服，送他们去上学。
这时我问道：“咱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张安吉、陈兴鹏和李薇面面相觑。
那一刻，我突然特别庆幸自己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普通人”——身边全是聪明人，意味着当需要做艰难决定时，我完全可以不用操心费脑，只需要跟着他们的安排走就行。
况且我们的麻烦远没结束：我们仍在逃亡，身无分文，也没有身份证明，除了身上的衣服和扎维尔的帮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陈兴鹏说：“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我想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一样，”我表示赞同。
我试着理清头绪：李薇研发的自主无人机技术，通过张安吉、陈兴鹏在“青焰”组织（即所谓的松散反抗组织）里的朋友，流入了某个贩毒集团手中。我怀疑，早在反恐联盟找上门之前，李薇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贩毒集团至少想让我们中的一个人活着——这也是他们会放我们乘救生筏逃走的原因。但他们的目标是谁呢？是张安吉吗？他们确实提到过她的名字。
可李薇和我抵达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发动了袭击，要说这只是巧合，实在让人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