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听到这些，我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敬畏。
“我们能做到这些，你会不会觉得害怕？从一张旧照片就能追踪到他们现在的位置？”
我由衷地点了点头。
“害怕就对了，”张安吉说，“你害怕是应该的，换我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趁还有能力时采取行动，这只是‘无死角监控监狱’式反乌托邦的开端。”
“但这些能力在你们手里就没问题，对吧？”我反问道，“因为你们是‘好人’，就算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制衡，也能充当全知全能的‘眼睛和耳朵’。是这样吗？”
陈兴鹏咧嘴一笑：“没错，就是这样。我们是‘仁慈的独裁者’。谁还能有别的想法不成？”
“可不是嘛，真让人安心。”
“可不是嘛！但无处不在的监控就像蘑菇云，一旦出现就再也收不回原子弹壳里了。我们能做的，只有确保这种‘透明’是双向的——你能监视我，我也能监视你。”
我耸了耸肩：“现在谁还有这闲工夫啊？”
听到这话，张安吉突然笑出声来。我没觉得这话有多好笑，但大概是戳中了她的某个笑点吧。
“来吧，”她站起身说，“我们去阁楼吃午饭。”
她用对讲机说了几句指令，然后带着我们穿过一条走廊，走上大理石楼梯，来到一扇带橡胶密封圈的钢门前。门后的景象瞬间让我屏住了呼吸——光线、色彩与香气扑面而来。
这个宅子的整个顶楼竟是一座花卉温室，大片大片的鲜花按螺旋纹路排列，仿佛一片小田野。耙得平整的碎石小径穿梭在色彩鲜艳的花床与层叠花台之间。
温室里有精致的兰花，每一株都种在单独的玻璃罩中；还有修剪成小女孩模样的玫瑰丛。正中央最显眼的位置立着一个七英尺高的绿色柱状植物，蔫蔫地挺立着，枝干光秃秃的，透着几分诡异，活像来自外星的食肉植物。
“这是泰坦魔芋，”安吉说，“一年只开一次花。”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里地空气温暖而潮湿，除了一张细钢桁梁构成的网格，屋顶和墙壁都是整块的玻璃。张安吉领着我们沿碎石小径前行，最终停在一张铸铁长椅旁，对面是一小块刚翻耕过的土地。
这片光秃秃的泥土上放着一张纸，上面画着复杂螺旋图案的示意图，还用大字做了注释，被一块蜿蜒扭曲的绿色孔雀石压着。我估计，这应该是重建这片花圃的设计图。
不知什么原因，在瞥了一眼之后，这张纸上的图案在我脑海深处居然隐隐地有些熟悉感。我琢磨着，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这种螺旋图案，是李薇格外痴迷的某种分形图案吗？
“我尽量每天来这儿一次，”张安吉说，“沉浸在美的事物里，能让我静下心来。”
“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陈兴鹏低声嘟囔。
“是啊，当然了。陈兴鹏从来都不喜欢这儿，”她转头对我解释，“在他看来，这里毫无‘用处’。”
我尴尬地皱了皱眉。
“她就是这种性格，”陈兴鹏凑过来跟我解释，“她每天至少得花一个小时，对着些没用的东西瞎琢磨，不然就觉得日子没过完整。”
“没错，说得太对了，”张安吉语气尖刻地回嘴，“哪像你啊，活得没心没肺。”
我赶紧转移话题：“你父亲什么时候来尼印国的？”
“来的时间可不短了，我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解放前还算富裕，战乱年代全家就下了南洋。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家道逐渐中落。所以，我是在贫困中长大的。我小时候全家住在一栋拥挤的公寓楼里，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睡觉，到处都是蟑螂。尼印国排华那会儿，日子更是难熬。很多老乡的商店被抢，许多人无家可归，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连孩子都像野狗一样流落街头。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我的一个叔叔就是那时候被害死的。我们一星期只能吃上一次肉，学校条件差得要命，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没人觉得我爸爸能有什么出息，他以前是个演员，后来靠收废品过活，正是这份营生，才让我们的日子又慢慢有了起色。”
“你父亲靠收废品赚了10亿美元？”我难以置信地问。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营生。”
“几年前好像真腊国政府还试图暗杀他，对吧？就是那场辐射投毒事件？”那个离奇的事件当时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报道。真腊国政府强烈否认参与此事。但是暗网的消息显示，他们雇佣了一名前克格勃特工曾前往雅达市，用钋毒杀了张比特的高级顾问，之后跑到了米国，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到目前都无法指控凶手以及真腊国政府。
“是啊，要是那天他没有得流感的话……他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真腊国经商，和首相家族合作，帮他们赚钱，当然他自己也赚了很多。”她的嘴角闪过一丝戏谑的微笑，“后来首相家族的生意领域越做越宽，被龙国和米国政府指控参与电信诈骗和一些黑色生意勾当。他们就把我父亲扔出来做替罪羊，我父亲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做了准备，在他们动手前就离开真腊回到了尼印国。后来我父亲为了不被追责，就和尼印国政府以及米国CIA合作，罚了一笔钱了事。我父亲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点，金钱、权力，它们会让人变得面目全非。”说到这，张安吉意味深长地看了陈兴鹏一眼。
“怎么个面目全非法？”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