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说越兴奋，得意洋洋地捧着圣旨，如同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老奴这就去，将这圣旨恭恭敬敬地请到宗祠里供奉起来！让列祖列宗也沾沾这皇恩浩荡！”
说罢，他也不管胡惟庸那阴沉得快要滴出水的脸色，兴高采烈地捧着圣旨就往宗祠方向去了。
留下胡惟庸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胡勇远去的背影，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满心的烦躁无处发泄。
他闷着头，一言不发地回到书房，重重地坐在椅子上。书房里原本宁静祥和的气氛，此刻却让他感到无比憋闷。
“朱重八！你他娘的有病是吧！”
他忍不住低声骂了出来，反正四下无人。
“朝中那么多人，李善长不是能干吗？杨宪不是想争吗？刘伯温不是有智谋吗？你随便挑一个不行？非要来找我？！老子就想安安心心在家养病，当个富家翁，钓钓鱼，听听曲，研究研究吃食，招谁惹谁了？！”
他越想越气，也越想越怕。
他深知科举主考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只要不出群体舞弊之类的惊天大案，主持一届恩科，尤其是这种急需用人、大规模取士的恩科，必然会“桃李满天下”，影响力急剧膨胀，成为士林清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与他立志摆烂、低调做人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他不想惹人注目，不想再回到权力场的中心。
他只想躲在府里当个小透明，慢慢淡化自己的存在感，让朱元璋忘记自己。可如今这么一搞，恩科过后，他胡惟庸的名字势必再次响彻朝野，想低调都难！
影响力一旦显眼，必然会引起朱元璋的注意和猜忌，以老朱那多疑酷烈的性子，自己还能有好果子吃？这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死循环！
“不行……绝对不能这样……”
胡惟庸烦躁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在书房里来回踱步。
“必须想个办法……既把这差事应付过去，又绝不能借此扩张什么影响力，最好……最好是能让陛下觉得我不堪大用，或者让那些士子们对我敬而远之……”
可是，该怎么做呢？明目张胆地搞砸肯定不行，那是找死。消极怠工？似乎也不行，皇帝正盯着呢。
他越想越是心烦意乱，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给罩住了，挣脱不得。
就在他焦虑不堪，几乎要绝望之时，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如同黑夜中划过的一道闪电！
既然圣旨明确规定此次恩科的一应事宜，尤其是出题权，由他这位总裁官全权负责，那岂不是给了他一个绝妙的操作空间？一个既能应付差事，又能巧妙达成自己“自污”、“避嫌”目的的机会？
一个绝妙……或者说，在未来的大明士子们看来可能极其缺德的主意，瞬间在他心中清晰、完整地成型。
他决定，要精心炮制出一张既完全符合科举规则、挑不出任何程序毛病的试卷，同时又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极具“出奇制胜”、“别开生面”之处！
他要让那些习惯了传统经义策问的士子们，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让这张试卷，难到让士子们抓耳挠腮，怨声载道，甚至让这股怨念能够“上达天听”！
如此一来，陛下就会看到，他胡惟庸主持的恩科，选拔出来的并非是什么对他感恩戴德的“门生”，而是一群对他这个出题人满腹牢骚、甚至心怀怨怼的士子。
他胡惟庸非但没有借此机会结党营私，扩张势力，反而因为出题过于“苛刻”、“不近人情”而惹来了士林的非议。
这岂不是正好能减少朱元璋对他的猜忌和忌惮？
想到自己即将把上辈子经历过的“考试地狱”的一部分“精华”，降临到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头上，想象着考场上那些自诩才高八斗的士子们。
面对前所未见的题型时，那满脸崩溃、抓耳挠腮、欲哭无泪的模样，胡惟庸非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从心底涌起一股恶作剧得逞般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他忍不住嘿嘿低笑起来，之前满心的烦躁和郁闷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
他走到书案前，铺开上好的宣纸，磨墨润笔，下笔愈发流利，开始兴致勃勃地、精心构思起那些足以让大明士子们“大开眼界”、“铭记终生”的试题来。
他打算好好让这些未来的官员们，见识一番来自后世的、别样的出题方式与“关怀”。
不过，兴奋归兴奋，胡惟庸的脑子还是清醒的。科举事宜既然已经确定由他牵头，圣旨已下，无可更改，那么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的。
他虽然骨子里想继续摆烂过日子，但也深知科考作为“国朝抡才大典”，责任重大，关系到朝廷未来的人才储备和江山稳固，绝对不能真的乱来——至少，在程序和表面上不能乱来。
这毕竟涉及到大明各地数万乃至十数万读书人的前途命运，一旦因为他的肆意妄为而出了大纰漏，引发众怒，甚至动摇国本，那后果绝对是他承担不起的，也与他求稳苟活的根本想法相悖。
所以，该收起来的小心思得收一收，至少明面上的功夫要做到位。
接下圣旨的那一晚，胡惟庸在书房里对着烛火长吁短叹了许久，既是无奈，也是在脑中细细规划着接下来的步骤。
第二天，他还是早早地就起来了，毕竟新官上任，又是皇帝紧盯的差事，样子总得做一做。
一位侍奉他起居的美貌姬妾捧来衣物，柔声询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