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王从之对翟奕辈说道:“丞相功德碑当指什么事而言？”
翟奕辈闻听之后，恼羞成怒道:“崔丞相献京城投降，让城中上百万人免遭涂炭，难道这不是功德无量吗？”
王从之说道:“我代表大王立言，自古以来，哪里有写功德碑可以替代（大王）的呢？况且，崔丞相既然献城投降，朝官都是出自丞相门下，哪里有门下人给主帅歌功颂德，而让后人所相信呢？”
就这样，二人一丁一敲一问一答。翟奕辈被王从之问的理屈词穷，深感王从之不为所动，只好作罢。
但是功德碑还是要立的。崔石只是汴京一个泼皮，可是对于立碑的事却非常热切，他认为拥立梁王监国，向蒙古人投降，免去一城的屠杀，是一件非常的功德，因此要立碑，为自己树立一个千古的美名留作纪念。可是问题在于由什么人撰作呢？当然应该由王从之撰述，他是学士，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也是金国文坛大咖。可是王从之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为汉奸树碑立传，那么由谁来撰述呢？
当时的才子之中，与王从之文采相媲美的还有元昊。元昊也是良臣，他对崔石飞扬跋扈欺世盗名，也是深恶痛绝，他直斥崔石恬不知耻。由此，元昊也是执念不写。可是，做为编史官元昊要是不写，那是说不过去，干的是这样的差事，不写于理不通。根据以往惯例，佞臣、叛逆、良吏、将军等也能编纂史册。这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的不二选择。
既然这样，不是不能为乱国贰臣树碑立传的，但是他还下不了决心，这就想起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的高材生刘祁。刘祁推卸不得，可是他也以为汉奸撰碑为耻。
刘祁深感棘手，有一天，一个同事采访了他。同事拿出齐尚书礼房小帖子并对刘祁说：“首领官召你赶赴礼房。”
刘祁一听，不禁惊愕不已。刘祁认为：自己一介布衣，理应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到了那里，也不知道说啥。
刘祁想到这里，摇了摇头，便赶往尚书省。在尚书省门外，刘祁正好碰见了同事麻信之。刘祁四下观瞧，放心后对麻信之说道：“昨天我见到了左司郎张信之，说郑王立碑之事想让我们来作，真是岂有此理！”
二人一同进入尚书省礼房。尚书省曹益甫引见首领官张信之、元裕之二人，并说：“如今郑王以一身挽救了数百万生灵，他的功德诚然可嘉。今在京的官吏、父老乡亲都想要求为郑王立碑记载这件事情，大家纷纷议论让你俩来做这件事情，并且我已经对郑王说清楚了。希望两位君子就不要谦让了。”
刘祁当即坚辞道：“我只是一个布衣，并没有官职，这真不是我所要作的。况且，翰林诸公中，有王若虚以及元好问两位大家在，我真是不敢越俎代庖。”
元好问说：“这件事出于大家的意见，你还有什么有理由推辞呢？请君不要谦让！”
刘祁听罢，生了一肚子火。他从尚书省出来直奔学士院，见到了受人尊崇的王从之。当时，在场的还有修撰张子忠、应奉张元美二人。刘祁便对他们说起为郑王写碑这件事，最后说道：“这件事实在是诸公所为，我是没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
翰林院直学士、资深大家王从之对刘祁说：“这件事情议论颇久，大概是学士院中的人推荐的你，如果尚书非让学士院来做，那不是出于在京官员以及父老们的心愿，如果让布衣来做，乃是众人的想法。况且，你还没有出仕，还属于布衣阶层，大家让你做又无伤大雅。”
刘祁思前想后，迫不得已同意了。
连着拖延了几天，刘祁认为没事了，可谁知上面又开始督促办好这件事情。你们尚书省学士院是动笔杆子的地方，是歌功颂德的权利机关，你们不写谁写？翟奕辈一脸地不悦道。
刘祁知道不能推辞了，就写了草稿，一并交付元昊审阅。过了一两天，尚书省一个同事来找刘祁，说：“上面领导要召见你！”刘祁迫不得已，前去尚书省。
到了尚书省，一开始谁也没有提到写碑文这件事，只说尚书省招待王从之以及诸公同聚会饮，刘祁内心惴惴不安。刘祁进入贵宾室，就被引见到左参政幕府，刘祁看到参政刘谦甫，二人寒暄了几句，刘谦甫遂举起酒杯对刘祁以及同去参会的麻信之说道：“郑王刻碑之事，就有劳各位了，你两个做这件事情很好，领导很看的起你！”刘祁与麻信之不约而同谦让道：“不敢不敢。”
相叙不多时，刘谦甫推说有事便先行告辞。
刘祁发现资深学者王从之也在，便向前举杯共饮。酒过数巡，日头将要落山之际，刘祁与麻信之起身就要告辞。
元昊对他俩说道：“省门已锁，今天又喝酒了，你俩就在省中留宿吧！”二人不知怎么办好，便同意住在了省中。等到长上明烛时，元好问提倡道：“你俩给郑王撰写碑文，今天晚上就能写好了。”刘祁说：“有诸公在，诸公应该来做这件事情。”
文学泰斗王从之对刘祁说道：“这件事情郑王已经告知众人，要请太学中的名士来作，刘公如果坚决拒绝，假使让郑王知道了学士门不肯作，就是说郑王献城是错误的，那么，郑王要是衔恨于心，则缙绅门都会受到牵连。这就是你一个人累啃了大家伙。况且你有老祖母、老母亲在堂，如今一触碰郑王锋芒，那么会殃及亲族，你还是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好。”
刘祁一个劲地说，自己一介布衣没有资格来写。
僵持良久，刘祁说：“我既定草稿，不当之处，还请诸公改命他人。”
诸公没有一个答应，便催促刘祁赶紧完成任务。
刘祁见状，深知自己脱不了干系，便说道：“我素来不知道用什么体裁来写，今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议这件事情吧！”
于是，元昊引纸落笔写草稿。碑文写好之后，元昊展示给王从之以及刘祁等人，请他们看看文中有什么不足之处。就这样，碑文顺序都是元昊一个人来完成。
王从之一生走来，都是襟怀坦白，仗义执言，刚正不阿。
王从之资质禀赋醇正，且有师承之素。因此，王公侍奉亲戚、对待弟兄以及与朋友相交，无一不是尽心尽力。
在学术上，王公深加研究，苦心孤诣。他对宋儒经学进行评论，并指出其中瑕疵所在。
他在评论中写到:宋儒经学善长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顾幽隐作为功。
他接着说，天下自有公论，一语道破就够了，何必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呢？
王公论道之行与否，说道:“战国诸子百家之杂说寓言，汉代鸿儒之繁文缛节，以及近世大夫参之以禅机玄学，欲彰显圣贤之哲理，真是难呀！”
王公对先贤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写出了独到的见解与妙论。
王公在文中写到:作文应以欧阳修、苏轼为正脉，赋诗要学白居易。王公作品虽然不多，可其文风很是相似。
王公担任修史工作十五年，新进入馆，日有记录之课，书吏上交的时候，当朝宰相必定要问:“这些呈文，王学士曾删改过吗？”可见，王公之威名久矣。
王公善于持论。当时，右司李之纯以辩论而闻名天下，即使在酒桌上，李之纯也能旁征博引夸夸其谈。可是，他要是碰上王公便草鸡了。王公只用三言两语就能将李之纯的话噎回去，让人不得不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