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
李安琪笑了笑，笑容里有些复杂的意味，
“我父母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后来留在了这里。
我是在加州阳光下长大的，读的是南加大电影学院，混的是好莱坞的圈子。
但就像你说的，文化内核的东西，刻在骨子里。
我吃着汉堡看超级英雄漫画长大，可我会不由自主地被李安电影里的含蓄张力吸引，会在我外婆讲述的民间故事里感受到不一样的叙事魅力。
我想拍的故事，根子里总带着东方的视角和情感逻辑，哪怕是套着一个西方观众熟悉的类型片外壳。”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皮质夹克的袖口：
“但这条路，走起来很别扭，很挣扎。
跟制片厂pitch项目时，他们总会问：
‘这个中国角色的动机，美国观众能理解吗？’
‘能不能加入一个白人主角作为视角？’
‘第三幕的高潮能不能更……国际化（其实就是更爆炸）？’
他们想要的是‘安全的异域风情’，而不是真正平等的文化表达。
我拒绝妥协，就往往意味着项目搁浅。
我尝试过完全走独立路线，但发行和影响力终究有限。
《月光之城》让我获得了一些口碑，但没能改变我的根本处境。”
她再次看向沈清歌，眼神清澈而直接：“所以，当陈墨告诉我你要来，并且带着那样的想法时，我就在想，也许……我等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一个可能让我不必在彻底妥协或彻底边缘化之间二选一的选择。”
沈清歌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她能听出李安琪话语里的真诚，那份挣扎感是如此具体而真切，远非客套的场面话。
这让她对这位导演的评估，从纯粹的专业能力层面，深入到了理念认同和合作韧性的层面。
“那么，李导，”
沈清歌的声音温和而有力，像在确认一个重要的节点，
“听完我那些可能还停留在蓝图阶段的想法，现在的你，有什么新的念头吗？”
李安琪没有立刻回答沈清歌的问题。
她将目光投向车窗外不断掠过的街景，洛杉矶的阳光慷慨地洒在那些风格杂糅的建筑上，从西班牙殖民复兴式的小楼到极简主义的玻璃盒子，从喧嚣的墨西哥裔社区涂鸦到高端购物中心光洁的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