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我大秦，统一之后，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修建驰道、阿房、皇陵，征发无度，民力已近枯竭。
父皇，秦法严苛，然秦法可曾规定，黔首服徭役，一年需几何？
各地执行，可有过度？此乃动摇国本之最大隐患！
儿臣斗胆进言，当适度减轻徭役，尤其非紧急工程，可暂缓或分期，让百姓得以喘息，积累家业。
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
“其二，广开言路，任用贤能，不拘一格。太宗设‘谏官’，鼓励臣下直言进谏，甚至容忍魏征等人当面顶撞。
其朝中，既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原秦王府旧臣，也有魏征等原太子建成旧部，甚至启用少数民族将领。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而我大秦朝堂……”
赢泽看了一眼嬴政，摇头叹道：
“李斯独相，赵高近侍，言路是否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各地才俊，尤其是原六国贵族中有识之士，是否真的有机会为我所用？还是被排斥、压制，最终成为隐患？
朝廷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制衡。
譬如，可否考虑设立一个独立于丞相府、直接对父皇负责的监察咨议机构，专门收集民间隐情、官吏劣迹、政策得失，甚至……听取不同政见？”
“其三，均田制与科举制雏形。唐初行均田，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保障自耕农，此乃稳定之基。
更重要的是，其开始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垄断，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寒门人才，为朝廷注入新鲜血液。
我大秦‘以吏为师’，然‘吏’从何来？多是原有秦地官吏或军功子弟。关东士人晋升之阶何在？
若不能将天下英才纳入体制，他们便会流入百家，成为反对的力量。
或许，我大秦也可逐步建立一种考核、选拔机制，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哪怕从地方小吏开始试点。”
“其四，开明的民族政策。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并非仅靠武力征服，更是以怀柔、和亲、册封、互市等方式，分化瓦解草原势力，逐步融合。
对匈奴，是否可考虑在武力震慑之余，辅以分化、贸易、甚至有限度的羁縻政策？一味征伐，消耗太大。”
赢泽结合唐朝，特别是贞观时期的一些措施，针对他之前指出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听起来颇有可操作性的“借鉴”方向。
他没有直接说“必须怎么做”，而是以“他山之石”的方式呈现。
既避免了指手画脚的嫌疑，又显得更有说服力。
嬴政沉默了。
他不再冷笑，不再讥讽，只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目光，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儿子。
那长篇的、匪夷所思的“未来史诗”。
那缜密的、切中时弊的现状分析。
再到这引经据典、颇有见地的“借鉴建言”……
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纨绔皇子，甚至超出了一个普通贤能皇子的能力范畴。
难道……
那荒诞不经的“仙人授梦”，竟有几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