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发现的余波，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持续扩散。
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反应是积极的。《自然》杂志在收到论文三天后就决定刊发，这在人文社科领域极为罕见。《纽约时报》《卫报》《世界报》等主流媒体都以头版或文化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发现，“唐代音乐对话”成为热门话题。
但在这些光环之下，暗流仍在涌动。
周三下午，林薇接到张明处长的电话，语气颇为为难：“林小姐，有个情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都正式发函，希望获得帛书的高清扫描件，用于研究和展览。”
“条件呢？”林薇问。
“他们愿意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要求……共享研究成果的署名权，并且在他们的场馆举办专题展览。”张明顿了顿，“这是正常的国际合作请求，但问题是——温特基金会是这几家机构的长期赞助方。”
林薇明白了。理查德·温特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中方的条件，但通过基金会的影响力，从另一个角度施加压力。
“我们的立场不变。”林薇坚定地说，“帛书的研究以中方为主导，国际合作可以，但必须平等。展览可以，但原件不出国，巡展由中方策划。”
“这恐怕……”张明欲言又止。
“张处长，”林薇平静地说，“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帛书的价值全世界都看到了，但只有我们有原件。如果他们真想合作，应该尊重我们的条件。”
挂断电话，林薇叹了口气。她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文物外交从来都是复杂的棋局，每一步都要权衡。
温特那边也遇到了麻烦。剑桥大学内部有教授提出，既然温特全程参与了研究，且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应该加上他的名字。
“这是学术惯例。”那位教授在邮件里写道，“否则，温特博士的贡献无法得到充分承认。”
温特把邮件转给林薇，附言：“我拒绝了。这是你的研究，你的发现。我只是辅助。”
但林薇知道，这不只是温特个人的事。如果她不给予温特足够的学术承认，外界可能会质疑研究的公正性，甚至被解读为“排外”。
她与陈翰笙商量后，决定修改论文作者署名：林薇第一作者，温特并列第一作者，陈翰笙、范德维尔为通讯作者。这样既承认了温特的贡献，也保证了中方的主导权。
“另外，”陈翰笙建议，“我们可以主动邀请几家国际顶尖机构，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把合作的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比被动应对要好。”
林薇同意。她草拟了一份合作方案：以上海博物馆和上海音乐学院为基地，联合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大英博物馆的专家，组成“唐代音乐丝绸之路国际研究项目”。帛书扫描件可以共享，但所有发表必须经中方审核，展览必须由中方策展。
方案发出去后，反响不一。哈佛和大英博物馆很快回复，表示原则同意。但大都会博物馆提出了附加条件——希望理查德·温特作为基金会的代表加入团队。
“他在将我的军。”温特看着邮件苦笑，“如果我加入，就是‘温特家族代表’；如果我不加入，他们可能以‘缺乏国际代表性’为由拒绝合作。”
“那就不合作。”林薇果断地说，“不缺他们一家。学术研究不是做生意，不能为了合作而妥协原则。”
温特惊讶地看着她：“你确定？大都会博物馆的影响力很大。”
“再大，大不过真理。”林薇说，“而且……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她联系了玛格丽特。这位刚刚公开家族秘密的老人，在伦敦艺术界仍有着广泛的人脉。通过她的牵线，林薇接触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和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这两家机构在音乐考古领域实力雄厚，且与温特基金会没有紧密关联。
对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维也纳方面甚至提出，可以派出最好的中世纪音乐专家，协助解读拜占庭乐谱。
“看，”林薇对温特说，“世界很大，不是只有那几个‘巨头’。真正的学者，在乎的是研究本身，不是背后的利益。”
温特深深地看着她：“你比我更像一个……国际主义者。”
“我只是相信，好东西应该被分享，但分享的方式要公平。”林薇微笑。
周五，论证会如期举行。地点改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厅，能容纳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除了专家和媒体，还有很多闻讯而来的音乐学者、学生、文化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