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冬，南方的山里冷得邪乎。雾气从沟底往上爬，把知青点那几排土屋裹得严严实实，早上起来，窗纸上结着一层白霜，手一碰就潮了。
姚红霞站在队部办公室外头，手里捏着一张电报，纸角都快被她揉烂了。她没急着拆，先用袖子擦了擦冻红的鼻尖，才低头看内容。电报是县邮局转来的，字不多：“母病危，速归。”
她喉咙一紧，脚底像踩了冰碴子，半天没动弹。
回不去啊。
她户口早注销了，六年前下放时就清得干干净净。现在想进城？没招工介绍信，没顶岗名额，连粮本都没地儿领。城里不认她，厂里不收她，回去就是黑户，住不了房，吃不上饭。
可妈病重，她怎么能不回去？
她抱着胳膊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风从山口灌进来，吹得她后脖颈子发僵。远处生产队的牛棚传来两声闷叫，像是老黄牛在咳。
她转身推门进屋，屋里烧着炉子，暖和些。大队书记正蹲在炉边烤红薯，见她进来，抬头问：“小姚？有事？”
“书记，我想请个假。”她声音不大，但咬字清楚，“家里出事了，我妈……病得厉害。”
书记皱眉，“你家不是城里？”
“嗯。”
“那你回去也不方便啊。”他掰开红薯，热气腾腾的，“没户口，回去也是黑户。厂里现在查得严，住招待所都要单位证明。”
姚红霞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我知道……可人病成这样，我不回去，心里过不去。”
书记叹口气，把红薯皮扔进炉膛，“这样吧，我给你开个请假条，算事假，一个月内销假。可能不能真走成，还得看街道那边给不给接。”
他顿了顿，“现在返城政策卡得死，普通知青想回去，除非招工、顶岗，再就是……结婚。”
“结婚？”
“对。”书记点头，“跟城里人登记，靠配偶落户。这是眼下最稳的路子。不然你等招工？明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名额。”
姚红霞没说话，只觉得胸口闷。
她一个高中毕业的知青，在这山沟里抄了六年宣传栏，写写大字报、念念报纸，日子过得安静，也平淡。她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大家都说她好性子。
可她心里清楚，她不是不怕，是不敢。
她爹姚文柏，原来是大学教授，戴眼镜，说话慢悠悠的。可五七年以后，就成了“有问题的人”。她记得有一年冬天，爹被人按在台上，帽子上写着字，她躲在台下哭，手都不敢抬。
后来爹平反了，可帽子摘得晚，影响了一家人。她下乡时，档案上还特别备注了一句：“家庭成分复杂，注意使用。”
现在让她嫁人换户口？她怕啊。怕自己这张“成分表”成了别人的累赘，她不想害人。
回到自己住的屋子，天已经黑了。她点起煤油灯，火苗晃了两下，总算稳住。她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木箱，打开，翻出一本相册。
照片不多。有一张是爹站在讲台前，穿中山装，戴眼镜，背后黑板上写着“中国古代史”。她指尖停在照片边缘，没敢多看。
她合上相册，提笔写了封信给街道办的王阿姨。信里只说：母亲病重，想返城探望，但无户口，不知如何办理。若有办法，请告知。
写完，她吹干墨水，折好信纸，塞进信封，第二天一早就托去县城拉货的司机带走了。
三天后，回信来了。
信是王阿姨写的，字迹潦草但利落。她说街道研究了她的情况，目前唯一可行的路，是介绍对象结婚落户。对方是军分区的营长，姓陆，二十八岁，需要结婚通过政审，愿意结“事实婚姻”，帮她解决户口问题。条件是双方自愿登记，对外维持夫妻关系，没有其他要求。
信末尾写着：人不错，正经人家，你要是愿意，先见一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