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平安夜。
江州市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里，空气冷得像结了冰。
我站在母亲身边，看着黑白照片里父亲陈卫国的脸。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四角星花闪着冷光，嘴角却抿得死紧，像一辈子没学会怎么笑。
“陈卫国同志，原江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扫黑组组长，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牺牲，享年四十二岁……”
悼词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在空旷的厅里回荡。
我数了数，来了不到三十个人。除了几个穿制服的，其余都是便衣，站得松散散的，眼神飘忽。
这些都是我父亲队里的老队员，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来家里吃饭，摸着我的头说“小默以后也考警校”。
现在他们站在五米外，像隔着一条河。
母亲周慧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掌心。她没哭，背挺得笔直。
我知道，从接到通知的那天起，母亲就没掉过一滴眼泪。只是半夜我会听见厨房有细碎的声响，像是瓷碗轻轻磕碰，又像是压抑的呼吸。
“因公牺牲”这四个字，在内部通报上打了括号。括号里还有一行小字：情况特殊，暂不追授，家属理解。
我理解不了。
我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是三个星期前。凌晨两点，我被防盗门的响动惊醒，从门缝里看见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台灯只开了一盏。
父亲弓着背，双手撑着头，指间夹着的烟已经烧到滤嘴，长长的烟灰将落未落。
我推门出去。
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还没睡？”
“作业多。”
我说。其实作业早写完了，我只是想看看父亲。
陈卫国掐灭烟头，招手让我坐下。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父亲睡着了，才听见他开口：
“小默，如果…我是说如果，以后有人说爸爸是坏人，你信吗？”
我愣住。
“不会。”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干：
“你是警察。”
陈卫国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他揉了揉我的头发，手很重。
“对，我是警察，要为人民服务的。”
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说服自己：
“快去睡吧，明天还上学。”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说话。
追悼会草草结束。穿制服的人列队离开，便衣的过来拍了拍母亲的肩膀，塞了个信封，低声说“节哀”，然后快步走开，像在逃离什么。
张叔是最后一个。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眶通红，嘴唇翕动半天，只憋出一句：
“嫂子…卫国他…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轻轻点头：“我知道。”
“局里压力大，这个案子……”
张叔看了我一眼，把话咽回去：
“你们保重。有事…有事尽量别找我。”
他转身走了，脚步有些踉跄。
殡仪馆外飘起细雪，落在黑色轿车上，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我扶着母亲走向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这辆车父亲开了八年。发动机响了三次才打着，排气管喷出白烟，混进雪里。
车开出殡仪馆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灰色建筑在雪幕中渐渐模糊，像一张渐渐褪色的遗照。
“妈，爸到底是什么任务牺牲的？”
我问。
母亲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