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事。”
母亲打断我，声音很轻，却像刀子：
“你只要记住，你爸没做错任何事。他是警察，他这辈子就对得起这身衣服。”
我不说话了。我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店铺玻璃上贴着圣诞老人的贴纸，音像店在放《铃儿响叮当》。
这个世界正在准备过节，而我父亲刚被埋进土里，带着一个不清不楚的名声。
车在家属院老楼下停稳。这是一栋九十年代初建的六层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杂物。我家在四楼，两室一厅，六十五平米。
对门邻居王阿姨刚好出来倒垃圾，看见我们，愣了一下，勉强挤出个笑容：
“回来啦？”
母亲点头：“回来了。”
“那个…节哀啊。”
王阿姨眼神躲闪，匆匆下楼，拖鞋在台阶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
开门进屋，家的气息扑面而来。
父亲的老式警用皮包还挂在门后，茶几上摆着他没看完的《啄木鸟》杂志，烟灰缸也被母亲收拾的干干净净。
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书桌上堆着高三的复习资料，墙上是省三好学生的奖状。
我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父亲给我的东西：一枚褪色的三等功奖章，一把生锈的弹簧刀，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
笔记本是父亲去年给我的生日礼物，扉页上有一行刚劲的字：
【给儿子：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是空白的。我曾经想过要在上面写日记，但总觉得每天的生活平淡得不配记录。
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东西不需要写下来，因为它们会刻进骨头里。
手机响了，是条短信。发件人是“刘磊”，我的同桌兼唯一的死党。
“默哥，明天还来学校吗？老班今天又问你了。”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按键上悬了很久，才回了一个字：
“来。”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天空是铅灰色的。我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洗漱，吃母亲做的稀饭馒头，然后背上书包出门。母亲在门口拉住我，给我整了整衣领。
“学校里…如果有人说什么，别理他们。”
她顿了顿：“也…别跟人打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
我说。
市一中是省重点，高三教学楼永远弥漫着咖啡和风油精的味道。
我走进教室时，早读还没开始，但已经坐了大半的人。原本嘈杂的教室在我出现的那一刻，安静了一瞬。
我走向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刘磊正低头假装看书，余光却在瞟我。
“默哥。”
鼠标小声说。
我坐下，从书包里掏出英语书。我能感觉到四面八方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背上。窃窃私语声从各个角落传来，虽然听不清内容，但能猜到。
“…他爸……”
“…听说是黑警……”
“…抓进去了吧……”
“…死了好像……”
前排的女生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好奇，有同情，也有不易察觉的疏远。我面无表情，翻开了单词表。
第一节课是语文。班主任吴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讲课前特意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按教案讲起了《滕王阁序》。
我听不进去。我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想起父亲教我背的第一首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那时候我六岁，父亲把我扛在肩上去公园，雪落满父亲的警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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