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的船上，我靠着船舷，任由海风吹在脸上。
阿华递过来一瓶水:“张生，园子怎么样？”
“地是好地，事是麻烦事。”
阿华笑了:“这年头，不麻烦的事，也轮不到咱们。”
我也笑了:“你倒是通透。”
他靠过来，压低声音:“白天那个马来官员，叫哈桑，管这一片土地审批好几年了。此人贪得很，但胃口不大——给足了钱，他办事也利索。关键是别让他觉得你油水多，不然会一直咬着不放。”
我看了他一眼:“林先生让你跟我说的？”
“我自己说的。”阿华笑了笑，“林先生用我，就是因为我话多。”
船到新加坡，天已经黑透。码头上灯火稀疏，几个苦力正从货船上卸货，光着膀子，汗珠子在油灯下反光。老黄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等着，见我下船，拉开车门:“张生，林先生请您吃饭。”
车子穿过几条街道，新加坡的夜晚比白天安静，但路边的大排档还热闹着，炒粿条的锅气混着南洋特有的香料味飘进车窗。我忽然想起港岛的庙街夜市，同样的烟火气，不同的口音。
车子七拐八绕，停在一处临海的小楼前。楼是南洋常见的骑楼样式，三层高，外墙刷着淡黄色的灰泥，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门口站着个穿纱笼的马来门童，见我们下车，躬身拉门。
上楼，靠窗的位置，林先生已经坐着。
他换了一身藏青色的对襟唐装，面前摆着几碟小菜——一碟炸花生、一碟咸菜、一碟卤猪耳，还有一壶酒。见我上来，他招招手:“建国，坐。饿了吧？先吃点垫垫。”
我坐下，他给我倒酒。酒是南洋本地的椰子酒，透明，闻着有股淡淡的甜香。
“园子看完了，觉得如何？”他问。
我没急着喝酒，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码头的盘查、橡胶林的规模、工人的状况、哈桑的五万“捐赠”，最后说到陈志远。
林先生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等我讲完，他抿了口酒:“捐赠的事，我料到了。哈桑这人我打过交道，胃口就那么大，可以谈。三万，应该能拿下。”
“三万也是钱。”
“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他放下酒杯，“关键是陈志远。”
我看着他:“陈志远什么来头？”
林先生往椅背上一靠，目光看向窗外的海:“锡矿大王，至少他自己这么叫。十年前从广东揭阳过来，先是做苦力，后来跟人合伙开锡矿，发了家。此人手段狠，抢矿的时候闹出过人命，但花钱摆平了。跟马来官员称兄道弟，逢年过节送礼从不手软。”
“他跟您有过节？”
“争过一块地。”林先生笑了，“三年前，有块橡胶园拍卖，他也想要，我也想要。最后我拿下了，他放话说要让我好看。结果呢？三年过去，我好好的，他还是他。”
我听出他话里的底气:“您当年怎么拿下的？”
林先生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玩味:“我让马来人觉得，我拿下那块地，对他们更有利。”
这话说得轻巧，但做起来，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椰子酒入口柔和，但后劲足，一股暖意从胃里升起来。
“建国，”林先生忽然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合伙？”
我放下酒杯:“您说。”
“因为你是生面孔。”他直视着我，“在南洋，华人圈子就那么大，谁跟谁有关系，谁跟谁有过节，盘根错节。我做生意，有时候绕不开这些。但你不一样——你是从港岛来的，跟本地谁都没瓜葛。马来人那边，你港岛商人的身份，正好可以绕过一些限制。”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你身上有股劲儿。我在港岛见过不少年轻人，要么太滑，要么太愣。你不一样，你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
我没接话。
他又给我倒了一杯酒:“但有一条，我得跟你说清楚。你跟陈永发的事，我不过问。可要是有一天，你跟他在南洋对上——你得提前告诉我。我不是要站队，我是得做准备。”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那目光里没有试探，只有坦诚。
“好。”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