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新加坡还没完全醒来，我已经站在码头边等着。
老黄办事利索，昨天半夜就派人送信，说船已备好，天亮出发。我身边站着两个林先生安排的护卫——一个叫阿强，四十来岁，皮肤黝黑，手上茧子厚得像树皮，话少；另一个年轻些，叫阿华，据说是退伍兵，腰板挺得笔直，眼睛总四处扫。
“张生，这边。”老黄从一艘旧汽船上探出头，朝我招手。
我跳上船，船舱里还坐着一个穿对襟衫的中年人，见我就起身拱手:“鄙人姓周，本地华人，给林先生跑腿的。这回跟您去橡胶园，给您带路。”
“麻烦了。”
汽船突突突地驶出港口，新加坡的轮廓渐渐模糊。海风咸湿，阿华递给我一顶草帽:“张生，戴上，日头毒。”
我问他:“你去过橡胶园？”
“去过。”阿华点头，“以前在北边干过，割胶的活儿累，工钱低，马来人还不待见咱们。”
这话里有话。
船行两个钟头，靠近马来亚西海岸。远远能看到岸边成片的椰林，再往深处，是连绵的绿——那就是橡胶林。
老黄指着岸边一个小码头:“到了，那边有车接。”
码头上站着三个马来官员，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白色制服，肚子挺得老高。周师傅先跳上岸，叽里咕噜跟他们说了一通马来话，回头冲我喊:“张生，下来吧，例行检查。”
我跳上岸，那马来官员上下打量我，用生硬的粤语问:“中国人？”
“是，从港岛来。”
“来做咩？”
“看橡胶园，准备买。”
他眼睛一亮，扭头跟旁边两人嘀咕几句，然后转头对我说:“买地可以，但规矩你懂不懂？”
我看了眼周师傅。周师傅赶紧上前，又叽里咕噜一通，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个信封，悄悄塞过去。那马来官员捏了捏信封，脸色缓和，挥挥手:“走吧走吧，记住规矩，回头有人跟你们谈。”
上车后我问周师傅:“什么规矩？”
周师傅叹了口气:“马来人定的规矩，华人买橡胶园，得交一笔‘保护费’，还得雇够一定数量的马来工人。不然——地买了，也种不安生。”
“多少钱？”
“看地方，像林先生看中的那处，少说五万港币起。”
五万港币。我盘算着手里的资金，没吭声。
车子在土路上颠了快一个钟头，两边全是橡胶林，偶尔能看到割胶工人——清一色华人，戴着斗笠，腰间挂个小桶，手上动作飞快。他们看到汽车，抬头瞅一眼，又低头干活，眼神麻木。
“到了。”周师傅喊停。
我下车，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几排简陋的木屋，远处是成片的橡胶树，比路上看到的都粗壮。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迎上来，穿灰布衫，瘦得像竹竿，但眼睛有神。
“这位是何伯，这片橡胶园的管家，英国人撤走前就在这干，二十多年了。”周师傅介绍。
何伯冲我点头，也不废话，直接领着往林子里走:“这片园子一共八百亩，橡胶树七成是十年以上的壮树，正是产胶旺期。英国人走之前翻新过割胶设备，产量比别处高两成。”
我边走边看，橡胶树干上有一道道斜斜的割痕，下面接着小铁皮槽，槽里积着乳白色的胶汁。几个工人在收胶，动作麻利，看到何伯就喊“管家好”，但眼神却往我身上瞟。
“工人多少？”我问。
“一百二十三个，全是华人。”何伯顿了顿，“以前还有几个马来人，干了两天就跑啦，嫌累。”
走到林子深处，我闻到一股臭味——是胶汁凝固后加工的味道。几口大锅架在棚子里，下面烧着火，工人们光着膀子搅拌锅里翻滚的乳白色液体，汗流浃背。
“粗加工在这做，做成烟胶片再运出去。”何伯指着旁边一堆黑乎乎的方块，“这是上个月的货，等着装船。”
我捏起一片，硬邦邦的，闻着有股烟熏味。
“销路呢？”
“英国人以前包收，现在他们撤了，买家断断续续。”何伯看了我一眼，“林先生说要买园子，就是想打通销路。他在南洋有船，能运到港岛、新加坡，甚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