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走后第三天，消息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铺子里跟许诚对账——这次回港岛，除了处理山本的事，还得把铺子的账目理一理。南洋那边投了大钱，港岛这边的现金流不能断。
阿光从外面跑进来，脸上带着兴奋：“建国哥，阿东来电话了。中间人约他今晚见面，在深水埗一家茶餐厅。”
我把账本合上：“几点？”
“晚上八点。阿东说，中间人带了个人来，说是南洋的老板。让他当面汇报。”
南洋的老板。山本的人终于露面了。
“阿光，晚上多带几个兄弟，提前去茶餐厅蹲着。别打草惊蛇，看看那人是谁，长什么样，住哪儿。”
“明白。”
晚上八点，我一个人坐在据点里等消息。信息河在脑海里缓缓流淌，关于这次见面的画面渐渐清晰：
——阿东到了茶餐厅，中间人已经在了。是个四十来岁的华人，穿花衬衫，戴金链子，一看就是捞偏门的。
——等了十分钟，又来了一个人。三十出头，穿深蓝色夹克，说话带着南洋口音。他跟阿东说了几句话，问为什么活没干成。
——阿东按照我教的说：张建国突然回来了，带了不少人，不好下手。需要更多钱，多叫几个人，再干一次。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回去请示老板，明天给答复。
我睁开眼。那人不是山本，是个跑腿的。但抓到跑腿的没用，得钓出他背后的人。
第二天中午，阿东又来了电话。中间人让他晚上再去同一家茶餐厅，说老板同意加钱，但要当面谈条件。
“建国哥，怎么办？”阿光问。
“去。这次不光盯，还要跟。看看那个南洋来的人住在哪儿，跟谁接触。”
晚上，我亲自去了深水埗。
茶餐厅不大，门口的霓虹灯招牌坏了一半，一闪一闪的。我坐在街对面的车里，摇下车窗，能看到里面的情况。阿东坐在靠角落的位置，面前摆着一杯奶茶，时不时看表。
八点整，中间人来了，还是那件花衬衫。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坐下跟阿东说了几句。又等了十分钟，昨天那个南洋来的人也到了，这回换了一件灰色外套。
三个人说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看到南洋来的人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给阿东。阿东打开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然后三个人散了。
阿东往左走，中间人往右走，南洋来的人往巷子里走。
“跟那个穿灰外套的。”我低声说。
阿光发动车子，慢慢跟上去。那人穿过两条巷子，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车子往北开，我们远远跟着，保持两个车身的距离。
车子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停在一家旅馆门口。那人下车，进了旅馆。
阿光记下地址：“建国哥，要不要进去看看？”
“不急。明天再说。”
回到据点，阿东已经在等着了。他把信封放在桌上，里面是两万块现金。
“张先生，他让我再试一次。说这回多叫几个人，趁张建国不在的时候动手。”阿东的声音有点抖，“他还说，如果这次再办不成，就不用干了。”
“他有没有说，他老板是谁？”
“没有。但他说了一句话——‘我们老板在南洋是有头有脸的人，不想跟港岛这些小角色浪费时间。’”
有头有脸的人。山本在南洋，确实有头有脸。
“阿东，你明天告诉他，就说你找到人了，三天后动手。拖住他。”
“好。”
阿东走了之后，阿光凑过来：“建国哥，要不要直接把那个南洋来的人抓了？”
“不行。”我摇头，“抓了他，山本就知道事情败露了。他会换人，换更隐蔽的方式来搞。咱们得让他觉得，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走。”
“那怎么办？”
“等他。”我点了支烟，“等他亲自来港岛。或者等他露出更大的破绽。”
第三天，阿东传回消息：南洋来的人同意再给三天时间，但要求亲眼看到动手。
“亲眼看到？”阿光皱眉，“他想在城寨外面盯着？”
“对。”我说，“这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
“让他看。但不是看放火，是看咱们的‘疏漏’。”
我把计划跟阿光说了一遍。他听完，眼睛亮了：“明白。”
三天后，城寨里一切如常。赌档照开，小贩照常叫卖，巷子里人来人往。唯一的区别是，仓库那边的守卫比平时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