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矿场上。
克虏伯的设备调试比预想的慢。德国工程师叫施密特，四十出头，秃顶，戴着一副厚框眼镜，做事一板一眼。每天早上七点到矿场，拿着扳手和水平仪，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查。老周跟在后面急得团团转，说陈志远在的时候，新设备三天就投产，哪有这么磨蹭的。
“陈志远的矿场倒闭了。”我用英语对施密特说。
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一脸认真：“张先生，克虏伯的设备要用二十年。二十年不出故障，和三天投产，你选哪个？”
我选了二十年。
施密特点点头，继续调试。老周在旁边不说话了。
第四天，破碎机终于转起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打雷一样。矿石从传送带上滚进去，出来的时候成了均匀的碎块，大小跟核桃差不多。老周捧了一把在手里看了半天，眼眶红了：“我在矿上干了二十年，头一回见这么好的活儿。”
第六天，洗矿设备也好了。浑浊的泥水从一边流出去，锡砂从另一边流出来，黑得发亮，在阳光下闪着光。施密特取样检测，纯度比老设备高了三成。
“张先生，你的矿石可以卖高价。”他用生硬的英语说，“纯度越高，炼出来的锡越纯。买家愿意多付钱。”
“多少？”
“至少多两成。”
两成。我算了算账——年产量按三百吨算，市价每吨八千，多两成就是一千六，一年多赚四十八万。克虏伯的设备花了八十万，两年回本。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第八天，矿场正式投产。
没有剪彩，没有放鞭炮。我只是站在矿坑边上，看着工人们各就各位，看着传送带转起来，看着黑色的锡砂一袋一袋地从流水线上下来。老周在旁边拿着本子记账，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第一袋锡砂封口的时候，老周让人在上面贴了张红纸，写了个“壹”字。
“张先生，第一袋。”他捧着那袋锡砂，像捧着个孩子。
“留着。”我说，“别卖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让人把那袋锡砂搬到仓库最里面，跟陈志远留下的那些破铜烂铁放在一起。一袋新砂，一堆废铁，新旧交替，像是某种仪式。
第十天，第一批矿石装车运往港口。华丰运输的陈浩南亲自开的车，十五辆卡车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地从矿场出发。老周站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工人们站在路边看，有人鼓掌，有人叫好。
陈金福也来了，站在我旁边，看着车队远去，叹了口气：“张先生，你的矿场开工了，我的橡胶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回来。”
“快了。”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十二天，林先生打来电话。
“建国，田中那边有动静了。”
“什么动静？”
“他在找人卖地契。不是卖给陈金福，是卖给第三方。”
我心里一紧：“卖给谁？”
“一个英国人，做橡胶生意的。出价三十万。田中嫌少，没卖。”
信息河里，新的信息浮上来——田中确实在卖地契。山本不在南洋，他管不了那么多了。地契在他手里一天，就是一天的麻烦。与其等着被警察找上门，不如卖点钱跑路。他找了三个买家——英国人出三十万，马来人出二十五万，还有一个华人出二十万。他都不满意，想要五十万。
五十万。陈金福的橡胶园值两百万，五十万买个地契，转手就是四倍的利润。田中这笔账算得精。
“林先生，那个华人买家是谁？”
“不知道。中间人介绍的，没露面。”
华人买家。会是谁？陈永发？还是别的什么人？
“林先生，帮我盯着那个华人买家。我要知道他是谁。”
“行。”
第十四天，矿石到了港口。
周永年亲自去接的货。怡和的仓库在港口边上，很大，能装几千吨。他让人把矿石卸下来，取样检测，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张生，矿石纯度不错。比市面上大部分货都好。”
“能卖什么价？”
“比市价高两成。我跟你说过的。”
“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月底。货款到了就给你。”
月底。还有半个月。矿场的工钱、设备的尾款、运输的费用，都等着这笔钱。半个月，撑得住。
第十七天，陈金福来找我。
他瘦了不少，眼窝深陷，头发也白了一些。坐在我对面，手一直抖。
“张先生，我撑不住了。”他的声音沙哑，“橡胶园的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有人开始闹事。银行那边也在催贷款，说再还不上，就要收我的园子。”
“陈先生，再撑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他苦笑，“一个星期能干什么？”
“能拿回你的地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