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到周末，林楚安就会穿梭于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和大英图书馆的档案室。他熟练地用英语和书商讨价还价，偶尔还会用法语或德语与一些流亡学者交流，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非公开的经济动向。
代办处的同事们很快注意到了他的习惯。
楚安，你又抱着一堆旧报纸回来了？秘书处的女同事林秀琴笑着问道。
林楚安推了推眼镜，笑道：这些可比新报纸有用。《金融时报》1958年12月的这篇报道里，提到了鹰国钢铁业的产能瓶颈，而今年1月的议会辩论里，财政大臣的发言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林秀琴惊讶地看着他：你连议会的辩论记录都看了？
林楚安笑而不答。他不仅看了，还做了交叉对比——德文报纸提到鹰国对西德的机械出口下降，而法国《世界报》则分析这与英镑汇率波动有关。这些碎片信息拼凑在一起，就能勾勒出鹰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一天傍晚，参赞郑怀远把林楚安叫到了办公室。
楚安，桓大使下周要去见鹰国贸易部的官员，我们需要一份关于鹰国近期经济趋势的简报，你有把握整理出来吗？
林楚安沉吟片刻：我需要查阅最近三个月的报刊和议会记录，但应该没问题。
郑怀远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鹰国人会防备我们，公开数据可能不准确。
林楚安微微一笑：我们可以从侧面验证。比如，鹰国《每日电讯报》的航运版会刊登港口货物吞吐量，而《经济学家》的广告页能反映企业投资动向。再加上德国和法国的贸易报告，可以交叉比对。
郑怀远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好，三天后我要看到初稿。
三天后，林楚安交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1958年鹰国经济态势分析》，不仅涵盖了工业、农业、贸易等宏观数据，还附上了对1959年经济走势的预测。
桓大使看完后，罕见地露出了笑容：这份报告比我们过去半年的情报汇总还要详细。你是怎么做到的？
林楚安平静地回答：大部分数据来自公开报刊，但关键点是通过多语言资料交叉验证的。比如，鹰国官方公布的钢铁产量增长3%，但德国《商报》援引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数据显示实际增长可能只有1.5%。
桓大使点点头，对郑怀远说道：下次外交部问起鹰国经济，就把楚安的报告发回去。
林楚安的名声很快在代办处传开，甚至引起了鹰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某天，他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一位西装笔挺的鹰国绅士偶然坐到了他对面。
您对经济史很感兴趣？对方用标准的牛津腔英语问道，眼睛扫过林楚安面前摊开的德文和法文报纸。
林楚安用同样流利的英语回答：只是个人爱好。
对方微微一笑，递过一张名片：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来听听我的讲座。
林楚安接过名片，礼貌地点头，心里却已警觉——这很可能是一次试探。
回到代办处，他向郑怀远汇报了此事。
郑怀远神色凝重：鹰国人会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你的语言能力和经济分析水平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后行动要更加谨慎。
林楚安深吸一口气：我明白。
1959年的春天悄然来临，伦敦的雾气稍稍散去。林楚安依然每天埋首于旧报纸和档案中，但他的目光已经放得更远，他开始研究鹰国对非洲和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因为这些地区未来可能成为华夏的重要外交舞台。
在代办处的每周例会上，桓大使宣布：外交部表扬了我们近期提供的鹰国经济分析，认为这对国家制定对欧政策很有帮助。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林楚安。他只是低头记录，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
终于完成了。林楚安轻轻呼出一口气，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这半年来，每个没有外事活动的夜晚，他都会伏在这张老旧的书桌前，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奋笔疾书。此刻，三百多页的手稿静静躺在桌上，散发着淡淡的墨水香气。
他小心翼翼地将手稿整理好，用从国内带来的红绸布包裹起来。窗外，泰晤士河上的汽笛声隐约可闻，让他想起书中写到的鹰国海上霸权历史。
第二天清晨，林楚安比往常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他轻轻叩响了桓兆祥大使的办公室门。
进来。里面传来桓大使沉稳的声音。
(活动时间：2月15日到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