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的京城刚下过雪，却因北方沙尘、工厂烟囱和居民烧煤的灰烬，把枝头屋顶的雪染成灰白，像张陈旧的黑白照片。
空气里弥漫着煤炭燃烧后特有的呛人味道，混着北方冬季的干冷，吸进肺里一阵冰凉。街道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赶路，口中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寒风里。
红星轧钢厂门口，二十出头、身高一米八左右、身形健硕、剑眉朗目面容刚毅的小伙子武浩然从人力三轮车上下来。
车子是旧的，车夫年纪不小，穿着厚厚的棉袄，围着围脖，帽檐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武浩然动作利落地翻身下车，双脚落在被踩得瓷实的雪地上，发出嘎吱一声轻响。
他摘下那副看起来颇有些档次的皮质飞行员手套，露出骨节分明、略显粗糙的大手，伸手从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散碎的票子。
数出三毛钱的车费，他顿了顿，又额外添了一毛钱，塞到车夫手里。
“师傅，天冷，拿去喝碗热汤面暖暖身子。”
武浩然的声音不高，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朗，却又透着一股经历过风雨的沉稳。
车夫先是愣了一下，看清手里的钱数后，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连忙不停地点头，嘴角咧开，露出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
“谢谢同志！谢谢您嘞！您真是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
武浩然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仿佛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转身，从车厢里拎出那个有些分量的牛皮行李箱，又将一个半旧的军用背囊甩到肩上。行李收拾得整齐利落，一如他这个人。
站定了，他抬起头，目光投向工厂大门口那块醒目的木质牌匾——“红星轧钢厂”。五个大字用红色油漆描着，在灰白背景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他看着这块牌子，眼神有些复杂，有初来乍到的陌生，有对未来的一丝不确定，但更多的，是一种沉淀下来的平静。寒风卷着地上的雪末，吹动他军大衣的衣角，他却站得笔直，像厂区里那些落满了灰雪却依然挺拔的白杨树。
五年前，武浩然并非这个世界的人。
一场意外，让他这个来自未来的灵魂，懵懵懂懂地坠入了这个激荡的年代。起初的慌乱过后，他凭借着多出几十年的见识和一点小聪明，再加上这具身体原主本就有的不错底子，竟也阴差阳错地上了战场，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
枪林弹雨，冰天雪地，几年下来，身边的战友倒下了一批又一批，他肩膀上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最终因伤退役，转业回到了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京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情况和经历，将他分配到了这家规模不小的红星轧钢厂。
红星轧钢厂的历史，武浩然在接到分配通知后，也略微了解过。
这家厂子在建国前就是京城地面上了不得的大厂，据说倭寇占领时期，厂里就有上千号工人，日夜不停地为侵略者生产着钢铁。
1945年倭寇投降后，当时的国府将其作为敌产没收，可经过那些“接收大员”们一番倒腾，这厂子摇身一变，成了某位手握实权的大官僚与几个资本家合股的企业，连名字也改成了“石井山轧钢厂”。
直到建国后，新政府铁腕出击，没收了其中的官僚资本，成了厂子里最大的股东。
剩下那些股东，倒也不是一般人，多是建国前或多或少支持过抗倭和新政府的民族资本家，其中最大的一位，便是人称“娄半城”的娄振山，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厂里的私方代表。
再往后两三年，新政府又将陆续没收的其他敌产、官僚名下的钢铁厂，以及十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铁厂，一股脑儿地合并了进来，这才形成了如今拥有三千多工人的红星轧钢厂。
虽然眼下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还未全面铺开，但像钢铁厂这样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新政府是绝不可能让其长久掌握在私人手里的。
因此，这类企业往往是最先进行“公私合营”试点的那一批。
娄振山这些原来的私人大老板，名义上还是股东，还能分些红利，但厂子的实际主导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了政府手里。
娄振山作为私方代表，或许在经营上还能保留一些发言权，但真正说了算的，是政府派下来的书记、厂长和各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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