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西装，熨得笔挺。不是监狱里那套灰扑扑的工作装，是压箱底的那件深蓝色战衣，领带系得比较紧紧，这样能给他带来力量。
台下坐着三十几个学生，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教授。最前排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金丝眼镜，手里握着钢笔——柯林斯教授。
“各位下午好。”诺顿说。声音不大，但整个教室都安静下来。
他本来准备了稿子，写了三页纸，改了又改。但此刻站在讲台上，他忽然觉得那些字都是废话。
“我是肖申克监狱的典狱长。”他把稿子往旁边推了推，“我掌管那座监狱……六年了。”
台下有人翻笔记本，有人托着下巴，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学生们都听的很认真。
“过去六年，我做的事很简单，就是把囚犯关好，让他们跑不出去，别让他们死在里面，剩下的，交给上帝。”他顿了一下，“这是老办法，也是大多数监狱还在用的办法。”
柯林斯教授的笔停了一下。
“但最近几个月，我换了一套上帝教给我的新办法。”
台下一个学生没忍住，笑出了声，神棍监狱长？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但嘴角也翘起来。
诺顿没有理会，开始讲菜园，讲那块被翻开的荒地，讲第一批种子下土，讲那些几十年没摸过泥土的囚犯蹲在地里，把菜苗一棵一棵栽下去。
他讲洗衣房的新机器，讲医务室的新药品，讲图书馆墙上新换的窗户，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囚犯们的笑容更多了。
台下很安静，平时的交头接耳变少了很多。
“你们可能觉得，这些东西跟监狱管理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菜园不能防暴动，图书馆不能挡子弹。”
“但一个在监狱里种过菜的囚犯，出狱后更可能找份正经工作。一个能在图书馆借到书的人，不会因为无聊去惹事。一个生病了能看上病的人，不会恨这个地方，恨到想毁了它。”
诺顿想起安迪在图书馆里，把一本《证券分析》放回书架的样子；想起老布推着送书的小车，口袋里装着鸟，在走廊里慢慢走的样子；想起哈德利在枪林弹雨里撂倒匪徒的样子。
“我们总说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诺顿的声音低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但如果连典狱长都不信这句话，那它就是一句空话。”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
柯林斯教授放下钢笔，开始鼓掌。不是那种礼貌性的、轻飘飘的掌声，是拍得很重、很慢的那种。学生们跟着鼓起来，有人交头接耳，有人似乎有了想法，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诺顿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面孔，年轻，好奇，眼睛亮亮的，还没被现实磨平。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曾经相信过一些东西，后来忘了，现在又想起来了。
演讲结束后，柯林斯教授把诺顿送到门口。他们握了手，教授的手干燥有力，像个常年搬书的工人。
“诺顿典狱长，真是次令人感动的演讲，”柯林斯说，“我想跟您商量件事。”
“什么事？”
“我们这系列讲座，每期讲者都有一笔酬金。”柯林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把它换成另一种形式。”
诺顿没接信封。
“我们系里有一笔小型研究基金，”柯林斯说，“不多，一年也就千把块。我想把它拨给肖申克，作为……作为‘监狱改革观察项目’的经费。”
“您那边做的那些事，我们的研究生可以去记录、研究、写成报告。报告对你们也有用，州里要政绩，监狱要名声，这些东西写下来，就是证据。”柯林斯徐徐说着。
诺顿看着柯林斯，教授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精明的、算计的光，而是学者的、求知的光。
“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诺顿问。
“第一年，我们能给一千五百美元。”柯林斯说，“够你们买点书、换点窗户什么的，以后如果申请到更多经费，可以再增加。”
五百美元是他演讲的酬金，另外的一千五百是研究批给的年度经费。
诺顿把手插进裤袋里，沉默了一会儿，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行。”他说，“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去肖申克记录的学生，不能只写好的。坏的也写，出问题的也写。我不需要一个吹捧我的报告，我需要一个有用的报告。”
柯林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伸出手，又握了一次。
“诺顿典狱长，我当了二十年教授，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提这种条件的合作方。”
“那是因为别的典狱长没搞过改革。”诺顿说，“搞改革的人，不怕被人看见伤疤。”
回去的路上，诺顿坐在车里，把柯林斯给的那个信封打开看了看。
里面是二十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崭新，连号。
车窗外，俄亥俄州的田野往后退去，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远处隐约能看见肖申克的高墙，灰扑扑地趴在地平线上。
他想起系统面板上那个任务——洗衣房已经谈好了，大学项目也成了，只等百货公司老板来，三项合作就能全部完成了。他露出了虔诚的微笑，又在心里感谢了一遍上帝和神使。
车拐进监狱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诺顿把车停好，拿着信封往办公室走，经过图书馆的时候，他往里看了一眼，灯还亮着，安迪坐在桌前，对着一摞纸写写画画。
他没进去，只是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那个剪影。
上辈子，安迪总是干完活就走，从不回头。这辈子，他在图书馆里待得越来越晚了。
诺顿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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