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孙连城让王建国给郑西坡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郑西坡的声音有些发抖：“孙市长要见我？”
“对。今天上午。关于大风厂的事。”
王建国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通知一个普通的会议。
“好。我……我来。”
挂了电话，郑西坡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
他租的房子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墙皮脱落，窗户漏风。
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是他昨晚从工人那里收集来的意见。
大部分工人说只要能有活干、有饭吃，什么都行。
少部分工人说要地，说地是他们的，不能给别人。
还有几个年轻工人说要闹，说闹了才有饭吃。
郑西坡把那些文件收好，放进旧公文包里。
他换了一件干净一点的夹克，对着镜子看了看。
镜子里的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眼窝深陷，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他到区政府门口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
门口的保安认识他，没有拦。
他站在大楼门口，抬头看了看。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
他想起三十年前，他刚进大风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阳光。
那时候他十八岁，意气风发，觉得未来什么都有可能。
现在他五十多了，什么都没有。
连良心都快没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走进去。
孙连城的办公室在二楼。
郑西坡上楼的时候，腿有些软。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孙连城的声音：“进来。”
郑西坡推门进去。
孙连城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看到郑西坡进来，他放下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郑西坡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攥着包的把手，指节发白。
他的眼睛有些红肿，嘴唇干裂，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孙市长，您找我……”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
孙连城看着他，目光平静，但有一种让人无法直视的压力：“郑主席，你想要那块地，到底是为了工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郑西坡的脸刷地白了，嘴唇哆嗦着：“孙市长，您这是什么话？我郑西坡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从工人做到工会主席，我……”
“你在山水集团拿了好处费。”
孙连城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上次大风厂的股权纠纷，山水集团给了你二十万，让你劝工人接受补偿方案。这件事，你以为没人知道？”
郑西坡的手开始发抖，公文包从膝盖上滑下去，掉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
他弯下腰去捡，手抖得厉害，捡了几次都没捡起来。
他的脸从白变红，又从红变青，最后变成了一种灰白色，像墙上的石灰。
“孙市长，我……”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像一台卡带的录音机，每个字都在发抖：
“我对不起那些工人……那笔钱，我一分都没花……都在我家的床底下……用报纸包着，一层一层的……我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那些工人的脸……他们信任我，把我当兄弟……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