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江城，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陈凡弯着腰，把一摞红砖码到推车上，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砸出一朵小小的水花。他的工装背心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露出精瘦但结实的肌肉线条。
“陈凡！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这车砖赶紧推到三号楼去，张工等着要用！”
包工头王胖子站在阴凉处，挺着圆滚滚的肚子，手里拿着一瓶冰红茶，一边喝一边骂。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像指甲划过黑板。
陈凡没吭声，弯腰推起推车，朝三号楼走去。推车的轮子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咯吱咯吱地响，车上的红砖随着颠簸轻微晃动。他的手掌粗糙，布满老茧和细小的伤口——这些都是这三个月在工地上留下的勋章。
三个月前，他还是江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生。
毕业即失业，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投了上百份简历，参加了十几场面试，最后收到的不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再考虑考虑”。学的那些东西——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史、写作学——在这个只看“经验”和“资源”的就业市场上，一文不值。
宿舍里的兄弟们各有各的去处。张伟回了老家，家里托关系进了电视台；李浩去了深圳，投奔开公司的表哥；就连成绩最差的王磊，也靠着家里的关系进了一家国企。只有他，孤儿院长大的陈凡，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毕业那天，他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和桌面，他站了很久，然后关上门，把钥匙放在门框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之后的日子，他睡过公园长椅，在网吧里熬过通宵，吃过三块钱一包的泡面。直到在劳务市场遇到王胖子，才有了这份工地搬砖的活。一天一百二，日结，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保障。
但他需要这份工作。至少，他能活着。
“陈凡！你耳朵聋了？叫你快点！”
王胖子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陈凡加快了脚步，推车在砂石路上颠簸得更厉害了。快到三号楼的时候，推车的左轮突然卡进了一个坑里，整辆车猛地一顿，车上的红砖哗啦啦地滑落下来，摔在地上碎了好几块。
陈凡皱了皱眉，蹲下来捡砖。
“操！你他妈会不会干活？”王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看到地上的碎砖，脸一下子黑了，“这砖一块八毛钱，碎了五块，九块钱，从你工资里扣！”
陈凡抬起头，看着王胖子那张油腻的脸，平静地说：“路不平，轮子卡进去了，不是我故意的。”
“我管你是不是故意的？”王胖子一瞪眼，“碎了砖就得赔！这是规矩！不服气你别干啊，外面大把人等着干呢！”
陈凡沉默了两秒，没有反驳。他低下头，继续捡砖。
王胖子见他不吭声，反而更来劲了，一脚踢翻了推车上剩下的砖，哗啦一声，又碎了好几块。“捡什么捡？都碎了！今天的工资扣一半！让你长长记性！”
周围的工友都看了过来，但没有人说话。王胖子是这片工地的地头蛇，和项目部的人关系硬，得罪了他，连这日结的活都干不了。
陈凡慢慢站起来，看着王胖子。
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那种平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像是在忍耐，又像是在积蓄。
王胖子被这个眼神看得有点发毛，但还是硬撑着骂道：“看什么看？不服气？信不信老子让你连这工地都待不下去？”
陈凡没有回答。他弯腰把散落的砖一块一块地捡起来，码好，然后推着空车走了。
王胖子在身后又骂了几句，见他不回应，也觉得没意思，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下午六点，收工。
陈凡排在工友们的队伍里，等着领当天的工资。王胖子坐在一张折叠桌后面，手里攥着一沓钞票，一个一个地发。发到陈凡的时候，他从钞票里抽出一张五十的，扔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