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北城县的天空还蒙着一层灰蓝色的薄纱。
沈砚坐在床边，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势标准得像一尊雕塑。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案前静坐，在脑海中推演每一刀的角度、每一寸组织的走向、每一种毒物在体内的代谢路径。
窗外传来早市的嘈杂声，卖豆腐脑的吆喝、电动车的刹车声、孩子们追赶打闹的笑声。这些声音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他还想守护的世界。
他站起身，走到桌前，将那只毒理箱打开。
箱体是银灰色的铝合金材质，边角已经磨损发白，露出底下的金属本色。这是他在省厅实习时一位老法医留给他的，老法医退休前说了一句话：“这箱子跟了我二十年，里面的东西能救人，也能杀人。你拿着，但记住——用它杀人的人，最后都会被它吞噬。”
他从箱子最底层取出一个密封袋，里面装着几粒黄豆大小的深褐色晶体，在晨光下泛着微微的金属光泽。乌头碱粗提物——这是他从川乌、草乌中反复萃取提纯得到的，纯度大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实验室级别的操作，他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提纯乌头碱需要三步。
第一步，将干燥的川乌根粉碎，用百分之九十五的乙醇回流提取三次，每次两小时。
第二步，将提取液减压浓缩，得到浸膏，然后用百分之二的盐酸溶解，过滤去除杂质。滤液用氨水调至pH值9到10，乌头碱生物碱会在这个碱性环境下沉淀析出。
第三步，过滤、干燥、重结晶。
整个过程，他用了六个小时，没有戴手套。
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不需要。乌头碱如果要经皮吸收，需要特定的溶剂载体，单纯的晶体接触完整皮肤不会中毒。这个知识点，教科书上不会写，只有真正在实验室里反复摆弄过毒物的人才知道。
现在，这七点三毫克乌头碱晶体就安静地躺在密封袋里，足够杀死一个成年人三十次以上。
沈砚拿起一支微量型移液器，动作精准得像在做一台高精度手术。他将乌头碱晶体溶解在二甲基亚砜中——这是一种极强的渗透促进剂，能将乌头碱的分子在数秒内携带穿透皮肤屏障，进入毛细血管网。
溶解后的溶液完全透明，无色、无味、无任何肉眼可辨的痕迹。
他把溶液装入一支特制的微型喷雾瓶中。喷雾瓶只有打火机大小，喷嘴经过改装，每次按压释放零点零五毫升溶液。对于一名健康成年人，零点三毫克静脉注射即可致死；经皮吸收的起效剂量稍高，但零点五毫克足以让一个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剧烈痉挛，瞬间诱发致死性心律失常。
他将喷雾瓶收入外套内侧口袋，又从毒理箱里取出一双超薄型乳胶手套，塞进裤兜。然后是鞋套、头套、一件他从网上购买的深灰色工装外套。
今天，是李建国的轮休日。按照他连续蹲守一周摸清的规律，李建国每逢轮休，都会在上午九点去城东的“聚贤阁”茶馆，跟几个老熟人打麻将，打到中午十一点半，然后去附近的“老地方”餐馆吃饭，喝到下午两三点，再叫个代驾，回家睡觉。
整个过程，他的车会停在茶馆门口的路边，至少有六个小时的空白期。
沈砚走到洗手间，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衣领。镜子里的人，眼神平静，面容温和，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像任何一个准备出门上班的普通青年。
走到楼下时，母亲正好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提着一袋新鲜的芹菜和一块豆腐。看到沈砚，她愣了一下：“这么早出去？”
“去县图书馆查点资料。”沈砚说，语气自然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沈砚走出小区，步伐不快不慢，和街上其他行人完全同步——这是反侦察的基本功，任何异常的步态都会被监控探头捕捉，而“正常”本身就是最好的伪装。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记事本，翻到李建国的那一页。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全是这一周来他观察到的细节：
李建国，身高约一米七二，体重约九十五公斤，腹型肥胖，颈部短粗，双耳耳垂有对角褶皱——这是冠状动脉疾病的典型体征。每日吸烟一包半，饮酒量平均每天半斤白酒。
一周前的蹲守中，沈砚亲眼看到李建国在酒桌上连喝八杯白酒，面色从通红变为苍白，额头渗出冷汗，左手无意识地按住胸口，持续了大约三分钟。同桌的人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说“老毛病，歇歇就好”，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几粒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
那一刻，沈砚就坐在隔壁桌，背对着他们，手里端着一杯没喝过的茶。他甚至能听到李建国粗重的呼吸声，听到他按压胸口时衣袖摩擦的窸窣声，和他站起身时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刺耳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