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死了。这个消息像一滴墨水落进一杯清水里，起初只是一个微小的黑点，然后慢慢地、不可阻挡地扩散开来，染进每一寸透明的角落。
北城县不大。从东到西五条街，从南到北七条巷，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八卦，全都挤在这几十条街道编织成的网里。在这张网上，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引起震动，何况死的人是李建国——建设局市政工程科的科长，王怀安县长的人，北城县地面上真正能“说了算”的角色之一。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建设局的人。
周一早上，建设局办公室主任周明远像往常一样八点整到达办公室。他泡了一杯茶，打开电脑，习惯性地先浏览了一遍本地的新闻网站。没有关于李建国的消息。他又刷了一遍朋友圈，看到了几条——不是新闻，是同事们的私人动态。
“人生无常，且行且珍惜。”
“昨天还在一起喝酒的人，今天就没了。”
“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有些人就已经不在了。”
配图无一例外是黑色的蜡烛或者灰白的云朵。周明远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了几秒，然后锁屏，将手机翻过去扣在桌面上。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他嘴角抽搐了一下。
八点十五分，刘建明来了。
刘建明是建设局的副局长，分管工程质量监督。他跟李建国在局里是出了名的“搭档”——一个管项目审批，一个管质量验收，两个人配合了六年，配合出了一套心照不宣的默契。此刻他站在周明远的办公室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一丝悲伤，有一丝不安，还有一丝周明远不想去深究的东西。
“听说了？”刘建明问。
周明远点点头：“坐。”
刘建明走进来，关上门，在周明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翘起二郎腿，而是把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得有些僵硬。
“怎么死的？”刘建明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
“心梗。在车里。代驾走了之后他自己开车，开到半路就不行了。”
“交警那边怎么说？”
“定性了，意外。家属也没闹，昨天就火化了。”
刘建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让周明远后背发凉的问题：“他车里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周明远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住了。他看着刘建明，刘建明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撞在一起，像两块同极的磁铁——互相排斥，但又无法分开。
“你什么意思？”周明远问。
“我没什么意思。”刘建明的目光闪了一下，“我就是觉得，李建国这人嘴上没把门，喝多了什么都说。万一他在车里留了什么录音啊、纸条啊……”
“车是交警先到的，然后是刑侦的技术员。”周明远说，“马建国亲自去的现场。我问过他，他说车里没什么异常的东西，就一些个人物品，已经交给家属了。”
“马建国……”刘建明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咀嚼一块嚼不烂的肉，“他靠得住吗？”
周明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在北城县，没有人能百分之百“靠得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关系，自己的软肋。马建国在这张网里也有一席之地，他的小舅子开了一家建筑公司，接的都是县里的工程。如果这些工程背后的审批链条被翻出来，马建国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盯着点。”周明远说，“让老吴尽快把尸检报告出了，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一个字都别多写。”
刘建明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王县长那边……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周明远说，“王县长说，丧葬费单位出，别亏了人家。”
刘建明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周明远端起了茶杯，但茶杯已经空了。他盯着杯底残留的茶叶渣，那些茶叶渣沉在杯底，纠缠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结。
他想起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的挖掘机在那个工地上挖了三天，挖出了一层黑灰色的黏土层。按照地质报告，那个深度不应该出现黏土层——黏土意味着隔水层，隔水层意味着地下水无法渗透，地下水无法渗透意味着——
意味着那个位置不适合建垃圾填埋场。
沈清把检测报告交上来的时候，周明远看了一眼，然后打了个电话给李建国。李建国又打了个电话给刘建明。刘建明又打了个电话给王怀安。
然后，那个下午，沈清的挖掘机在工地上“操作失误”，侧翻进了十五米深的基坑里。
后来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操作失误，驾驶员全责，家属获得了一笔“人道主义补偿”——十二万块钱。沈清河不接受，上访了三年，被打回来三次。第四年，他不再上访了，只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关在那间书房里，一关就是四年。
周明远将空茶杯放在桌上，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建设局的院子，院子里停着一排黑色的公务车，其中一辆是李建国的帕萨特——当然，现在那辆车已经被拖走了，停在交警大队的停车场里。
他想起了李建国的儿子李浩。那个年轻人站在追悼会上，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如释重负。周明远捕捉到了那个表情，就像他捕捉到了刘建明眼里的不安、马建国电话里的迟疑、以及王怀安说“丧葬费单位出”时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