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在掩饰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害怕什么。但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们在害怕的到底是什么——是李建国留下的东西，还是那个在工地上死了七年的沈清？
周明远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去检查一遍门锁。
消息传到县政府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王怀安下午三点有一个常务会议，讨论明年的财政预算。会议进行到一半，他的秘书小刘走进来，附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王怀安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的表情管理是县里公认的一流，无论听到什么消息，那张国字脸上永远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
“知道了。”他说，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会议室里的人听到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消息。
会议继续进行。王怀安发言，批预算，定调子，一切如常。但坐在他斜对面的财政局副局长注意到，他翻动文件的手指比平时慢了一点点——那种慢不是犹豫，而是用力，像是要用手指把纸张上的每一个字都捏碎。
会议结束后，王怀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根，点上。他吸烟的动作很慢，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像是在把某种东西压进肺里最深的地方。
他想起了沈清。
不是因为他觉得李建国的死跟沈清有关——一个死了七年的人，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杀人。而是因为李建国一死，那条链子上就少了一个环。链条还在，但少了一个环的链条，就不再是闭合的。它有了一处断裂，有了一处可以被外力撬开的地方。
王怀安不怕死人。他怕的是活人——那些还活着、还知道真相、还可能在某个时刻开口说话的人。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老周，李建国的事，你跟家属说，有什么困难单位帮忙解决。另外，他办公室的东西，你亲自去整理一下，该归档的归档，该销毁的销毁。”
“明白。”周明远在电话那头说。
王怀安挂掉电话，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有七八个烟头了，都是今天抽的。他看了一眼日历，十一月十八号。距离沈清的死，七年零四个月。
他深吸一口气，将那股从肺底涌上来的不安压了回去。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领带，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走廊。走廊里灯光通明，墙壁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红底白字，醒目而庄重。
王怀安沿着走廊往前走，步伐稳健，脊背挺直，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但在北城县的街头巷尾，李建国的死正在被另一种语言讲述着。
傍晚六点，县城南门菜市场。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收摊，他的摊位旁边是卖猪肉的老赵。两个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听说了吗？建设局那个李建国，死了。”老赵把砍刀插进木墩子里，声音压得很低。
“怎么死的？”老王头把剩下的几块豆腐装进塑料袋里，准备带回家。
“说是心梗。在车里，开着开着就不行了。”
“心梗？”老王头冷笑了一声，“那种人，吃好的喝好的，心梗不奇怪。”
“你这话说的……”老赵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老王头把塑料袋系好，拎在手里，“我就是觉得，这世上有些事吧，说不清楚。你记不记得七年前那个开挖掘机的？”
老赵的手停了一下。他当然记得。七年前，整个北城县都在议论那件事——一个挖掘机司机在工地上死了，说是操作失误，但家属不认，上访了好几年。
“你是说……沈清？”老赵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被菜市场的嘈杂声淹没。
“我没说。”老王头拎着豆腐走了，背影消失在菜市场的人流里。
老赵站在原地，看着老王头消失的方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砍刀，在木墩子上又剁了一刀——这一刀剁得很重，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劈开。
晚上八点，县城东门的一家小饭馆里。几个中年男人坐在角落里喝酒，桌上摆着花生米、凉拌黄瓜和半斤散装白酒。他们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每天晚上在这里喝两杯，聊几句，打发时间。
“李建国死了。”一个人说。
“死得好。”另一个人说，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
桌上沉默了几秒。然后第三个人开口了：“你们别乱说，小心隔墙有耳。”
“怕什么？”第二个人灌了一口酒，“我又没说错。那种人，死一个少一个。沈清要是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沈清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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