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下车。他只是把车停在路对面，隔着一条马路，看着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五楼的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来，像一个安静的、普通的、幸福的家。
那个家里住着沈清河、张秀兰、沈砚，还有一个九岁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看起来那么正常，正常到让人嫉妒。
刘建明看了很久，然后发动引擎，离开了。
他走后不到五分钟，沈砚从楼道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卫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路灯下，看着那辆黑色轿车远去的方向。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没有风的水。
他早就知道有人会在楼下盯着。从周明远死的那天晚上开始，他就知道会有人来。不是警察——警察不会这么业余，不会把车停在路对面最显眼的位置，不会在盯梢的时候发动引擎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是刘建明。
沈砚转身走进楼道，上楼，开门，关门。母亲在客厅里看电视，乐乐在房间里写作业，父亲在阳台上浇花。一切如常。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书桌前。他没有开台灯，在黑暗中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势标准得像一尊雕塑。
刘建明来盯梢，说明他已经害怕了。害怕是好事——害怕的人会犯错，犯错的人会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人会被抓到。沈砚不需要亲手去碰刘建明，他只需要让刘建明的恐惧发酵，让恐惧驱使他做出蠢事，然后让陆沉去抓他。
这就是沈砚的复仇方式——不是自己动手，而是让体制内的“清洗机制”替他完成剩下的工作。
他打开抽屉，拿出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他写下了一行字：
“刘建明，已进入恐慌期。预期行为：主动销毁证据、联络同伙、露出破绽。下一个目标：王怀安。”
他合上记事本，将它放回抽屉的最深处。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了一眼。楼下已经空了，刘建明的车不在了，路灯下只有风卷起的落叶，在昏黄的光里打着旋儿。
沈砚放下窗帘，走到床边，躺了下来。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像一具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像星星一样的光。
他在数。数他还要走的路，数他还要跨过的坎，数那些还活着但已经该死的人。
刘建明。王怀安。
两个名字，两条命，两盘还没下完的棋。
沈砚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像一台精密仪器进入了待机状态。窗外的路灯在风中微微摇晃，光线在天花板上晃动，像一个无声的、缓慢的、催眠的钟摆。
他睡着了。没有梦，没有声音，没有任何能打扰他休息的东西。
但在意识沉入黑暗的最后一刻，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转瞬即逝的微笑。那不是杀手的笑，不是疯子的笑，而是一个在黑暗中行走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的笑。
那丝光亮，来自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