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将照片装回信封，攥在手里。信封的纸质很厚，边角很锋利，割得他的手心生疼。
“还有一件事。”王怀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手里的那些东西，该处理的处理掉。不该留的，一样都不要留。”
刘建明知道王怀安说的“东西”是什么——沈清案的所有材料。审批记录、验收报告、拨款凭证、会议纪要、以及那几份他私自从档案室抽出来、藏在自己保险柜里的原始文件。那些东西是他的护身符，也是他的催命符。留着，万一被人找到，他就是沈清案的直接责任人。不留，他就失去了跟王怀安谈判的筹码。
“我知道了。”刘建明说。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转过身，看着王怀安。王怀安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空酒杯，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被告知“你是第四个目标”的人。
“王县长，你不怕吗？”刘建明问。
王怀安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
“怕有用吗？”
刘建明没有回答。他推开门，走进了夜色中。
沈砚在周明远死后的第六天，收到了林默发来的第二条消息。
“晚上有空吗？想跟你聊聊。”
这次不是试探，不是旁敲侧击。是“想跟你聊聊”。四个字，没有前缀，没有后缀，干干净净的，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
沈砚看着这四个字，看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他回了一个字：“好。”
他们约在城东的一家小茶馆里。茶馆的名字叫“听雨轩”，开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但里面很安静，灯光昏黄，空气中弥漫着普洱茶的陈香。沈砚到的时候，林默已经坐在了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散着，没有化妆，看起来比平时憔悴了很多。
“你来得挺早。”沈砚在她对面坐下来。
“我下班顺路。”林默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汤是深红色的，在白色的瓷杯里像一小汪血。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茶馆里没有别的客人，只有老板在柜台后面低头看手机，音响里放着一首古琴曲，声音很低，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沈砚。”林默放下茶杯，看着他的眼睛，“你跟我说实话。”
沈砚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血丝，眼袋很重，嘴唇干裂，看起来像一个很久没有睡好觉的人。她的表情很复杂——有担忧，有犹豫，有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在恳求什么东西的东西。
“说什么实话？”沈砚的声音很平静。
“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切开了两个人之间的所有客套和伪装。林默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在发抖，她的手指在发抖，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她不是以检察官的身份在问这个问题——她没有传唤证，没有录音笔，没有任何官方的身份。她是以一个老同学、一个曾经在雨夜里接过一把黑色折叠伞的女生的身份，在问一个她既想知道答案、又害怕知道答案的问题。
沈砚看着她，沉默了大约五秒钟。五秒钟里，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处理着无数条信息——林默的表情、语气、肢体语言、她可能掌握的信息、她可能已经做出的判断、她问这个问题的真实目的。
然后他做出了决定。
“没有。”他说，声音依然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林默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她的目光在他的瞳孔里搜索着，像是在寻找某种东西——谎言的痕迹、躲闪的痕迹、或者是真相的痕迹。但她什么都没找到。沈砚的眼睛是两潭深水，水面上没有涟漪，水底下的东西看不清楚，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什么都有。
“你发誓。”林默说，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听不见。
沈砚伸出手，握住了林默放在桌上的手。她的手很凉，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是一双检察官的手。他握着那只手，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
“我发誓。”他说。
林默的手在他的掌心里慢慢变暖了。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低下头，看着两个人交握的手，沉默了很久。
“我相信你。”她终于说，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沈砚松开了她的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更重，像一口中药。但他没有皱眉头，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林默没有喝。她坐在那里，双手捧着杯子，杯中的茶已经凉透了，但她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