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县长，我觉得……”刘建明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觉得第三个人可能不会出现了。”
王怀安看着他，目光像一把刀。“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凶手的目标可能不只是我们几个。他的目标是整个系统。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沈清案不是没人记得。他要让所有人都害怕，让整个官场都乱掉。他不需要杀第三个人——让所有人自己吓自己，比杀人更有效。”
王怀安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桌上的烟盒，又抽出一根烟，点上。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形成一道白色的帘子。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口了，“杀人不是目的，制造恐慌才是目的。但问题是，恐慌一旦开始了，就不是谁能控制得了的。你控制不了，我也控制不了。”
他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文件上，像一层灰色的雪。
“今天早上，财政局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提前退休。五十三岁，身体好得很，退休报告都写好了。我说不行，他说他心脏不好，医生建议他静养。我说你上周体检报告我看过，心脏没问题。他说他最近不舒服，想再查查。”
王怀安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想退休吗？不是因为心脏，是因为胆子。他的胆子被吓破了。不只是他，还有国土局的老孙，规划局的老李，环保局的老张。今天早上我接了七个电话，都是来请辞的。七个。”
刘建明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七个。七个县直部门的一把手，在同一天早上给县长打电话请辞。这不是巧合，这是雪崩。
“你怎么说的？”他问。
“我说，你们的辞职报告我不收。不是因为你们不能退，是因为现在退了，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心里有鬼。你们心里有鬼吗？”
刘建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知道王怀安不是在问他。
王怀安将烟头按灭，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县政府大院的院子，阳光很好，照在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白花花的光。但院子里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没有人进出，没有人走动，连停在车位上的车都比平时少了一半。
“老刘，你说实话。”王怀安背对着他，声音很低，“你觉得我们还能撑多久？”
刘建明张了张嘴，想说“没事的”，想说“会过去的”，想说“凶手迟早会被抓住”。但这些话到嘴边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可笑。李建国死了，周明远死了，下一个是谁？也许是他，也许是王怀安，也许是名单上任何一个名字。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专案组虽然成立了，但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我不知道。”刘建明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王怀安转过身，看着他。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王怀安的脸上，将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将他的白发照得很亮。他的表情很平静，但那种平静不是从容，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也许是认命，也许是麻木，也许是在绝境中淬炼出来的、比钢铁还硬的东西。
“那就撑着。”王怀安说，“撑到凶手自己露出破绽，撑到警方找到证据，撑到这场风暴过去。不管多难，都得撑。你是建设局局长，我是县长。我们倒了，整个北城县就塌了。”
刘建明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他走在走廊里，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门大部分都关着，门缝里没有光透出来。他忽然觉得这栋楼像一座坟墓，而他自己是一具还没有完全死透的尸体，在坟墓里走来走去，找不到出口。
他走出县政府大楼，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他感觉不到温暖，他的身体在发冷，从骨头里往外冷，冷得像掉进了一个冰窖。
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出了县政府大院。经过门口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路对面——那辆灰色的SUV还在。车窗依然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坐着谁。
刘建明踩下油门，车加速驶入了主路。他没有回建设局，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了城东的一个小区门口——沈砚家所在的那个小区。
他将车停在路对面，隔着一条马路，看着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五楼的窗户开着，窗帘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面白色的、无声的旗帜。阳台上有一个老人——沈清河，正在浇花，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刘建明看着那个老人的背影，忽然觉得喉咙发紧，眼眶发酸。他不是在同情沈清河——他没有资格同情沈清河。他是在害怕。害怕沈清河的儿子，害怕那双冷得像手术刀一样的眼睛，害怕那个在黑暗中无声移动的、从不现身的影子。
他看了很久，然后发动引擎，离开了。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刘建明预想的还要快。
周二上午，建设局四十七人请假的数字被某个不知名的人截了图，发到了一个北城县本地的微信群里。群里有一百多人，来自各个单位。截图发出去不到五分钟，就被转发了至少二十次。到中午的时候，全县所有体制内的微信群都在传这张截图。
有人在群里问：“建设局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请假？”
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
到了周三，请假的风潮从建设局蔓延到了其他单位。国土局请假二十三人，环保局请假十八人，财政局请假十五人，规划局请假十二人。有些单位的一把手亲自打电话给分管副县长，问“能不能让大家先回去，工资照发”。分管副县长说“不行，现在是工作时间，不是放假时间”。但分管副县长自己的司机今天也请假了，理由是“家里老人住院”。
周四，恐慌达到了顶峰。
县医院报告说有十七名“患者”同时来体检，都是各单位的在编人员。他们要求做全身检查，从血液到尿液，从心电图到CT，能做的全做。体检中心的护士忙得脚不沾地，一边抽血一边嘀咕：“今天怎么回事？全是来体检的。”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们不是来体检的，他们是来检查自己有没有被人下毒的。
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也出现了异常。售票员说，从周三到周五，去省城、去市里、去周边任何一个地级市的车票都比平时多卖了三倍。买票的人大多是中年男性，穿着夹克或者西装，手里拎着公文包，脸上没有表情。他们不是去出差——出差不会一个人去，不会选在周四下午，不会连行李都不带。他们是去跑路的。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等这场风暴过去，再回来。
但没有人能说清楚，风暴什么时候会过去，或者它会不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