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死后的第七天,北城县的官场终于炸了。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火光冲天的爆炸,而是一种安静的、无声的、从地壳深处传来的崩裂。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没有人敢说出口。那些在食堂里、在走廊里、在微信群里流传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条细小的裂缝,在看似坚固的冰面上蔓延开来,越来越密,越来越深,直到整块冰面在某个瞬间轰然碎裂。
裂缝是从建设局开始的。
周一早上八点,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小陈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分钟到单位。她打开办公室的门,烧了水,泡了茶,然后打开电脑,准备打印当天的报纸摘要。打印机发出嗡嗡的预热声,她靠在椅背上,等着那声响结束。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同事老张发来的消息:“今天我不去了,帮我请个假。”
小陈皱了皱眉,回了一个问号。
老张的回复很快:“家里有事。”
小陈没有追问。但第二个消息紧接着来了,是财务科的小李:“陈姐,我今天请假。”然后是工程科的老王:“请假一天。”然后是质监站的小赵:“身体不舒服,请假。”
到八点半的时候,建设局一百二十三名在岗职工,有四十七人请了假。请假理由五花八门——头疼、牙疼、腰疼、家里水管爆了、孩子发烧、老人住院、车坏了、路堵了。但没有一条理由是真的。真正的原因是:李建国死了,周明远也死了。两个人都跟建设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名单上。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在场。
不在办公室,不在单位,不在任何能被找到的地方。
建设局局长刘建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四十七张请假条。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每一张上的字迹都不一样,但每一张上的理由都同样苍白无力。他将请假条摞成一摞,放到一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的,但他没有放下杯子。
他今天没有请假。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不能。他是局长,是沈清案的关键知情人,是凶手的第三个目标——如果他没猜错的话。他如果请假,等于告诉所有人“我害怕了”。而一个害怕的局长,比一个死掉的局长更麻烦。
但他确实害怕了。怕到每天早上出门前要花十分钟检查车内外,怕到在办公室喝水只喝自己带的瓶装水,怕到在食堂吃饭只吃馒头和咸菜——因为这两样东西最难被人下毒。他怕到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把卧室的门反锁、窗户关死、手机放在枕头边,随时准备拨打120。
他怕死。不是因为他贪生怕死——五十二岁了,该活的活够了,该死的时候也躲不掉。他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跟李建国和周明远一样——在某个普通的时刻,喝了一杯普通的茶,吃了一粒普通的药,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能查出来为什么,所有人都说“心梗”,但只有他知道那不是心梗。
那是索命。
刘建明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王怀安。
“刘局,你来我办公室一趟。”王怀安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好的王县长,我马上到。”
刘建明挂了电话,站起身,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门缝里没有光透出来——那些请假的人真的没来。他走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地板上回荡,像一个孤独的囚犯走在通往刑场的路上。
出了建设局大楼,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车驶出大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后视镜——一辆灰色的SUV停在路对面,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坐着谁。那辆车他已经注意到三天了,每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它就在那里,每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它还那里。
盯梢的人。王怀安派来的,还是凶手派来的?他不知道。也许两者都是同一个人。
车开到县政府大院,刘建明下车,上楼,走进王怀安的办公室。门开着,王怀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在灯光下像一团一团的幽灵。
“关门。”王怀安说。
刘建明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
“你们局今天多少人请假?”王怀安问。
“四十七个。”
王怀安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墓。“四十七个。将近一半。你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吗?”
刘建明没有回答。
“不是。”王怀安自己回答了,“这是恐慌。有人在害怕,害怕下一个死的是自己。但问题是,他们在害怕什么?李建国和周明远是心梗死的,是病死的,是意外。他们为什么要害怕?”
刘建明知道王怀安在明知故问。他知道王怀安心里跟明镜似的——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不是意外,是谋杀。而建设局那些请假的人,虽然不知道谋杀的具体细节,但他们闻到了风声。在北城县这个巴掌大的地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传遍整个官场。李建国死的时候大家还只是私下议论,周明远死的时候议论就变成了骚动,如果再有第三个人死了——
刘建明不敢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