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死后的第七天，北城县的官场终于炸了。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火光冲天的爆炸，而是一种安静的、无声的、从地壳深处传来的崩裂。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没有人敢说出口。那些在食堂里、在走廊里、在微信群里流传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条细小的裂缝，在看似坚固的冰面上蔓延开来，越来越密，越来越深，直到整块冰面在某个瞬间轰然碎裂。
裂缝是从建设局开始的。
周一早上八点，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小陈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分钟到单位。她打开办公室的门，烧了水，泡了茶，然后打开电脑，准备打印当天的报纸摘要。打印机发出嗡嗡的预热声，她靠在椅背上，等着那声响结束。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同事老张发来的消息：“今天我不去了，帮我请个假。”
小陈皱了皱眉，回了一个问号。
老张的回复很快：“家里有事。”
小陈没有追问。但第二个消息紧接着来了，是财务科的小李：“陈姐，我今天请假。”然后是工程科的老王：“请假一天。”然后是质监站的小赵：“身体不舒服，请假。”
到八点半的时候，建设局一百二十三名在岗职工，有四十七人请了假。请假理由五花八门——头疼、牙疼、腰疼、家里水管爆了、孩子发烧、老人住院、车坏了、路堵了。但没有一条理由是真的。真正的原因是：李建国死了，周明远也死了。两个人都跟建设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名单上。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在场。
不在办公室，不在单位，不在任何能被找到的地方。
建设局局长刘建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四十七张请假条。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每一张上的字迹都不一样，但每一张上的理由都同样苍白无力。他将请假条摞成一摞，放到一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的，但他没有放下杯子。
他今天没有请假。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不能。他是局长，是沈清案的关键知情人，是凶手的第三个目标——如果他没猜错的话。他如果请假，等于告诉所有人“我害怕了”。而一个害怕的局长，比一个死掉的局长更麻烦。
但他确实害怕了。怕到每天早上出门前要花十分钟检查车内外，怕到在办公室喝水只喝自己带的瓶装水，怕到在食堂吃饭只吃馒头和咸菜——因为这两样东西最难被人下毒。他怕到每天晚上睡觉前要把卧室的门反锁、窗户关死、手机放在枕头边，随时准备拨打120。
他怕死。不是因为他贪生怕死——五十二岁了，该活的活够了，该死的时候也躲不掉。他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跟李建国和周明远一样——在某个普通的时刻，喝了一杯普通的茶，吃了一粒普通的药，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能查出来为什么，所有人都说“心梗”，但只有他知道那不是心梗。
那是索命。
刘建明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王怀安。
“刘局，你来我办公室一趟。”王怀安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好的王县长，我马上到。”
刘建明挂了电话，站起身，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门缝里没有光透出来——那些请假的人真的没来。他走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地板上回荡，像一个孤独的囚犯走在通往刑场的路上。
出了建设局大楼，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车驶出大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后视镜——一辆灰色的SUV停在路对面，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坐着谁。那辆车他已经注意到三天了，每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它就在那里，每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它还那里。
盯梢的人。王怀安派来的，还是凶手派来的？他不知道。也许两者都是同一个人。
车开到县政府大院，刘建明下车，上楼，走进王怀安的办公室。门开着，王怀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在灯光下像一团一团的幽灵。
“关门。”王怀安说。
刘建明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
“你们局今天多少人请假？”王怀安问。
“四十七个。”
王怀安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墓。“四十七个。将近一半。你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吗？”
刘建明没有回答。
“不是。”王怀安自己回答了，“这是恐慌。有人在害怕，害怕下一个死的是自己。但问题是，他们在害怕什么？李建国和周明远是心梗死的，是病死的，是意外。他们为什么要害怕？”
刘建明知道王怀安在明知故问。他知道王怀安心里跟明镜似的——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不是意外，是谋杀。而建设局那些请假的人，虽然不知道谋杀的具体细节，但他们闻到了风声。在北城县这个巴掌大的地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传遍整个官场。李建国死的时候大家还只是私下议论，周明远死的时候议论就变成了骚动，如果再有第三个人死了——
刘建明不敢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