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走出了小区，沿着人行道往东走。走了大约两百米，他拐进了一条小巷，在巷子深处的一个拐角，他蹲下身，从背包里取出那件黑色羽绒服穿上，戴上帽子，换上了那双白色板鞋。他将换下来的衣服和鞋子装进背包，拉好拉链，然后将背包塞进了巷子里的一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他提前踩过点，每天凌晨四点会被垃圾车清空，到时候背包会被压缩、搅拌、和其他垃圾一起被运到城外的垃圾焚烧厂，化为灰烬。
然后他继续走。不是往县政府的方向，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城东，沈清当年出事的那个垃圾填埋场。
那个填埋场在七年前就已经关闭了，现在是一片荒地。围墙上写着“危险区域，禁止入内”的红色大字，但字迹已经褪色了，有些地方被雨水冲刷得几乎看不见。沈砚从围墙的一个缺口翻了进去，落地的时候鞋底踩在干枯的杂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站在那片荒地的中央，环顾四周。七年前，这里是一个十五米深的基坑，沈清的挖掘机就翻在里面。现在基坑已经被填平了，上面长满了杂草和野生的灌木，有些地方堆着建筑垃圾和废弃的家电。风从空旷的地面上吹过来，冷的，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在脸上。
沈砚站在风里，闭着眼睛，想象着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手里握着操纵杆，眼睛盯着前方的基坑。他也许已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也许他发现刹车失灵了，也许他发现方向盘被锁死了，也许他听到了什么不该听到的声音。但一切都来不及了。挖掘机在几秒钟内失去了控制，向基坑的边缘倾斜，然后翻了下去。
十五米。从地面到坑底，十五米。挖掘机在空中的那几秒钟，沈清在想什么？他在想他的父母，想他的弟弟，想他的儿子吗？他在想“我要死了”吗？他在想“为什么”吗？
沈砚不知道。但他知道，七年后，他会让那个下令杀死沈清的人，从更高的地方坠落。十二层楼，大约三十六米，比十五米高一倍还多。坠落的时间更长，恐惧的时间更久，撞击的力度更大。王怀安会在空中想什么？沈砚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王怀安会死。不是意外，不是事故，而是他自己选择的死亡。
因为沈砚会让他选择。
沈砚睁开眼睛，转身走出了那片荒地。他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县城，在巷子里从垃圾桶里取回了背包——里面的衣服和鞋子还在，背包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将羽绒服和板鞋换下来，塞回背包，穿上来时的衣服和鞋子。然后他背着背包，步行回家。
经过小区门口的时候，那辆灰色的SUV还在。沈砚低着头走了进去，上楼，开门，关门。
一切如常。
接下来的三天，沈砚没有出门。他待在家里，陪母亲做饭，陪父亲浇花，陪乐乐写作业。他看了两本书，喝了很多杯茶，睡了很多个小时的觉。他的外表看起来完全正常，正常得不像一个正在策划第三起谋杀的人。
但他的大脑一刻都没有停过。他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王怀安的坠楼计划，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和修正。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王怀安最脆弱、最孤立、最容易被恐惧击穿的时机。
那个时机，在周明远死后的第十四天到来了。
那天晚上，沈砚从林默那里收到了一条消息：“刘建明失踪了。”
不是“被杀了”，不是“被抓了”，是“失踪了”。沈砚看着这三个字，大脑在零点几秒内完成了判断：刘建明没有死，他没有被凶手杀死，也没有被警方控制。他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无影无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极限到他认为只有消失才能活下去。
沈砚没有回复林默的消息。他将手机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绿茶，苦的，但苦得很舒服，像一种清醒剂，让他从迷雾中看清了前方的路。
刘建明失踪了。这个消息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传遍北城县官场，会在每一个官员的心上再压一块石头。他们会想：刘建明是死了还是跑了？如果是跑了，他跑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如果是死了，下一个是不是我？
王怀安也会想同样的问题。但他想的会比别人更多——因为刘建明是他的人，是他在这条利益链条上最后的一根柱子。李建国死了，周明远死了，刘建明失踪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一个人。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这正是沈砚要的效果。
沈砚放下茶杯，站起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关上门，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记事本。他翻到王怀安的那一页，在“崩溃”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在横线下面写了一行字：
“时机已到。行动日：明天。”
他合上记事本，将它放回抽屉的最深处。然后他关了台灯，躺在床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
他没有数数，没有想任何事情。他只是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一片空白，一片安静的、没有波澜的空白。因为明天，他需要百分之百的清醒，百分之百的专注，百分之百的冷静。任何一丝多余的情绪，都可能让整个计划功亏一篑。
他的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他睡着了。
凌晨四点，沈砚醒了。
他没有做梦，没有被任何声音吵醒，他的身体就像一台内置了闹钟的精密仪器，在凌晨四点准时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窗外还是黑的，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线，像一把倒悬的刀。
他坐起身，穿上拖鞋，走进洗手间。他开灯，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表情平静，眼神清澈，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对着镜子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刷牙，洗脸，刮胡子。动作很慢，很仔细，像一个即将上台的演员在做最后的准备。
洗漱完，他回到卧室，换上一身深色的运动服，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鞋盒。鞋盒里是一双他从来没有穿过的黑色运动鞋，四十二码，鞋底花纹是细密的点状，没有任何品牌标识。这双鞋是他一个月前在网上买的，用的是假名和不记名手机卡，收货地址是城东的一个菜鸟驿站。他取货的时候戴了口罩和帽子，驿站门口的监控只拍到了一个模糊的、无法辨认的身影。
他将鞋子穿上，系好鞋带，站起来踩了两下。鞋底和地板接触的声音很轻，几乎没有声响。他弯下腰，用手电筒从侧面照射鞋底，确认了花纹的每一个细节——点状，直径约一毫米，排列紧密，沟槽深度约零点五毫米。这种花纹不会在任何数据库里留下记录，因为它是一种通用的、无数品牌都在使用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