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从抽屉里取出一双乳胶手套、一包湿巾、一个黑色口罩、一顶棒球帽。他将这些东西装进一个黑色的小腰包，系在腰间，外面套上一件宽松的冲锋衣，拉好拉链，看不出任何鼓包。
然后他出了门。
凌晨四点半的北城县，像一座被抽干了声音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路灯的光在薄雾中晕开，像一团一团的棉花。沈砚走在人行道上，步态正常，呼吸平稳，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像一小团一小团的云。他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在地上拖出一道黑色的、扭曲的、像蛇一样的痕迹。
他没有去县政府。他去了城西的一个居民小区——王怀安的家。
不是去杀人，是去送一封信。
信是他昨天晚上写好的，用的是普通的A4纸，普通的黑色水笔，字迹是印刷体——不是他的手写体，而是一种他刻意模仿的、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标准字体。信的内容很短，只有几行字：
“王县长，李建国、周明远已经死了，刘建明失踪了。你是最后一个。你杀了沈清，你欠他一条命。现在，该还了。”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任何能指向写信人的信息。但王怀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会知道是谁写的。因为他心里有鬼，而鬼会告诉他答案。
沈砚走到王怀安家的小区门口，没有进去。他将信装进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信封上写着“王怀安县长亲启”几个字。然后他将信封放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柜上，用一块小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
他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栋别墅的窗户。二楼的灯亮着——王怀安还没睡，或者已经醒了。沈砚不知道是哪一种，但他知道，明天早上，当王怀安出门的时候，他的司机会看到这封信，会把它交给他。王怀安会在车里拆开信封，会在看到那几行字的时候，脸色发白，手指发抖，心跳加速。
然后他会知道，他没有时间了。
沈砚转身离开了小区。他没有回家，而是步行去了县政府大楼。
县政府大楼坐落在县城中心，一栋十二层的灰色建筑，正门朝南，对着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喷泉和花坛，夏天的时候很热闹，冬天的时候空无一人。沈砚站在广场的中央，抬头看着那栋楼。楼顶的观景平台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像一只悬在半空中的眼睛。
他要在那里，让王怀安自己跳下去。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而是在王怀安的恐惧达到顶点、理智开始崩溃的那一刻。那一刻，他会出现在王怀安面前，用一种平静的、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告诉他七年前的一切。不是威胁，不是恐吓，只是事实。事实本身就是最锋利的刀，它会割开王怀安所有的伪装和防御，让他看到自己最真实的面目——一个杀人犯。
然后，沈砚会给他一个选择：自首，或者跳下去。
自首意味着坐牢，意味着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意味着在每一个夜晚被噩梦惊醒，意味着在每一个白天被其他的囚犯唾弃和殴打。跳下去意味着结束，意味着几秒钟的痛苦换来永恒的平静，意味着不用面对审判、不用面对媒体、不用面对那些被他害死的人的家属。
王怀安会选择跳下去。因为他是王怀安——一个在官场上爬了三十年的人，最怕的不是死，而是失去一切。坐牢意味着失去一切——权力、地位、尊严、自由。而跳下去，至少还能保留一样东西：体面。
沈砚在广场上站了很久，久到他的手指冻僵了，久到他的脚趾失去了知觉。他看着那栋楼，那扇窗，那个他将在几天后站上去的楼顶。风从他的脸上吹过，冷的，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
他想起沈清。想起他哥做的糖醋鱼，想起他哥在下雨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接他，想起他哥在考上大学时喝得烂醉然后抱着他哭。那些记忆像一束光，照在他冰冷的、黑暗的、正在走向终点的路上。
快了。他在心里说。哥，快了。
沈砚转身，离开了广场。他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他的影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他的步态正常，呼吸平稳，表情平静，和任何一个在夜晚散步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但他的心里有一团火。那团火烧了七年，从沈清死的那天起就没有熄灭过。它烧掉了他的眼泪，烧掉了他的软弱，烧掉了他的犹豫和恐惧。它将他锻造成了一把刀，一把没有感情的、冰冷的、只为了一个目标而存在的刀。
现在，那把刀就要出鞘了。
沈砚回到家里，换下运动服和运动鞋，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家居服。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天空。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一层鱼肚白，像一条白色的、细长的伤口。
他喝完水，将杯子洗干净，放回碗架。然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
他没有闭眼。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光斑，那道光斑在晨光中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白色的天花板上。
天亮了。
沈砚的嘴角微微翘起。不是笑，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他的目光穿过天花板，穿过屋顶，穿过清晨的天空，落在某个遥远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地方。
那里有沈清在等他。
而这一次，他不会让哥哥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