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坐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像一把刀，从喉咙一直割进胃里。他将水杯放下，掀开被子，下了床。他走到卧室门口，打开门，走进了客厅。
客厅的落地窗在黑暗中像一面巨大的黑色的镜子，映出他自己的影子——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袋浮肿的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睡衣，赤着脚站在地板上，像一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鬼魂。
他不敢靠近那扇窗户。他站在客厅的中央，距离窗户还有四五米，但他的腿已经在发抖了。他转过身，走进了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双手捧着杯子，站在灶台前，一口一口地喝着。水很烫，烫得他嘴唇发麻，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需要温暖。他需要让自己相信，他还活着，还有温度，还没有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喝完水，他将杯子放在灶台上，走回了卧室。他关上门，反锁，然后将床头柜推到了门后面，顶住门。他知道这样挡不住任何人——如果凶手真的来了，一扇门、一个床头柜，跟一张纸没有区别。但他需要这样做。他需要让自己相信，他做了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他不是完全无助的。
他躺在床上，将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他盯着那片灰白，脑海中浮现出那封信上的字：“你杀了沈清。”
他没有杀沈清。他没有杀任何人。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这件事你处理一下”。然后沈清就死了。这不是谋杀，这是工作。这是一个副县长在处理一个可能影响县里重大项目推进的“不稳定因素”。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他做了任何人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做的事。
这些话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但他自己都不相信了。
王怀安在城东的房子里躲了三天。
三天里，他没有出门，没有见任何人，没有接任何电话。他的手机调成了静音，扔在客厅的沙发上，屏幕上有三十七个未接来电和九十二条未读消息。他没有看，不想看，不敢看。他怕看到刘建明的名字，怕看到“失踪”两个字，怕看到任何能让他想起沈清案的东西。
他的秘书小刘给他发了十几条消息，从“王县长您在哪”到“王县长您没事吧”到“王县长我报警了”。王怀安看到“报警”两个字的时候，手指抖了一下，然后将手机翻过去扣在沙发上，走进了卧室。
他不能报警。报警意味着警方会介入，警方介入意味着调查，调查意味着沈清案可能会被重新翻开。而他不能让沈清案被重新翻开。七年前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它压下去，现在它好不容易沉到了水底，他不能让任何人把它搅起来。
但如果不报警，谁来保护他？
王怀安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回窗户，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他的拖鞋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那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着，像一个无聊的、重复的、让人发疯的节拍。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自己查。
不是查凶手是谁——他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是查沈砚的行踪，查他的社会关系，查他的弱点。他要找到沈砚的软肋，然后用它来要挟他，让他停手。沈砚有家人——父亲沈清河，母亲张秀兰，侄子乐乐。如果他拿这些人的安全来威胁沈砚，沈砚还敢动手吗？
王怀安停下脚步，站在窗前——不，他站在距离窗户三米远的地方，背对着窗户，面对着墙壁。他闭上眼睛，开始想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找人绑架沈清河，或者乐乐，拍几张照片，发给沈砚，告诉他“你再动一下，他们就死”。沈砚会停手的。一个为了给哥哥报仇而杀人的弟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和侄子也陷入危险。
这个计划很卑鄙。但王怀安不在乎卑鄙。他只在乎活着。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接通了。
“东哥，是我。你帮我找几个人，要靠谱的，能办事的。”
“王县长，您说。”
“城东有个小区，翠屏小区，住着一个叫沈清河的老头。你帮我把他儿子——不是，把他孙子弄过来。不要伤人，就是请过来坐坐，拍几张照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县长，这……这是绑架啊。”
“我知道。”王怀安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你就说做不做。”
又是几秒钟的沉默。“做。但价钱不便宜。”
“钱不是问题。明天之前，我要看到照片。”
王怀安挂了电话，将手机扔在床上。他站在卧室的中央，双手叉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刚才做了一个决定，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的决定——绑架一个九岁的孩子。
但这不是绑架。这是“请过来坐坐”。他不会伤害那个孩子，他只是拍几张照片，吓唬一下沈砚。等沈砚停手了，他就把孩子送回去，完完整整的，一根头发都不会少。
他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自己都信了。
但那天晚上，他又做了噩梦。这次梦到的不是沈清，而是乐乐——一个九岁的男孩，眼睛又大又圆，像两颗黑葡萄。乐乐站在他的床前，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沈清的遗像。乐乐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笑，笑得很甜，笑得露出了两颗缺了的门牙。
王怀安又尖叫着醒了过来。
他坐在床上，浑身是汗，心跳快得像要炸开。他伸手去拿助眠药，药瓶空了。他将药瓶扔在地上，塑料瓶在地板上弹了两下，发出空洞的响声。
他再也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