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在沈清案的原始卷宗前坐了整整一个上午。
卷宗是从省厅调来的，三大本，用牛皮纸封面包着，边角已经磨损发白，有些页面上有咖啡渍和水渍，像一张张陈旧的、褪色的地图。他将卷宗摊在办公桌上，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将黑色的字迹映成深褐色，像干涸的血迹。
沈清案的材料比他预想的要多。事故调查报告、现场勘查记录、尸检报告、家属的申诉材料、信访办的答复函、纪委的核查意见、法院的判决书——每一份材料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但每一份材料都在掩盖另一个故事。
陆沉拿出一支红笔，在每一个涉案人员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第一个圈：沈清。死者，挖掘机司机，终年三十一岁。未婚，有一子。七年前在垃圾填埋场工地侧翻身亡。
第二个圈：沈清河。沈清的父亲，退休教师，沈清死后上访三年，递交举报材料十七次。目前在家，无业。
第三个圈：张秀兰。沈清的母亲，家庭妇女，未参与上访。目前在家。
第四个圈：沈乐。沈清的儿子，小名乐乐，沈清死时两岁，由祖父母抚养。目前在读小学。
第五个圈：李建国。建设局市政工程科科长，负责垃圾填埋场项目的审批和验收。已死亡。
第六个圈：周明远。纪委副书记，负责接收和处理沈清案的举报材料。已死亡。
第七个圈：王怀安。时任副县长，分管城建，是垃圾填埋场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已死亡。
陆沉在这七个圈的外围画了一个大圈，在大圈的上方写了两个字：“知情人。”然后他在这七个圈之外，又画了第八个圈。
第八个圈：沈砚。
他在沈砚的名字上停留了很久。红笔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空气中微微凝结，像一滴即将落下的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在沈砚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不是普通的圈，而是一个加粗的、醒目的、像靶心一样的圈。
沈砚。沈清的弟弟。法医毒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于某医科大学，曾在省厅实习一年。之后——之后是什么？陆沉翻遍了所有材料，都没有找到沈砚在省厅实习之后的去向。他的档案像是被人刻意清理过，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陆沉放下红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的脑海中在播放一段记忆——三年前，省厅法医室，他第一次见到沈砚。那时候沈砚穿着一件白大褂，站在毒理实验室的操作台前，手里拿着一支微量移液器，正在往试管里加样。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台高精度手术。陆沉当时只是路过，透过玻璃窗看了一眼，心里想：这个年轻人很稳。
很稳。现在想起来，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他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省厅政治部的号码。
“老赵，是我，陆沉。想跟你打听一个人。沈砚，三年前在你们法医室实习过，你还有印象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赵的声音很慢，像是在回忆：“沈砚……有点印象。那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法医毒理学方向，带他的老师是陈教授。实习结束后，他申请了去美国留学，好像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我们这边还想留他，但他没答应。”
陆沉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美国留学。全额奖学金。法医毒理学博士。
“你知道他去的是哪个学校吗？”
“好像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是哥伦比亚？我不太确定。你可以查一下他的出入境记录。”
“好。谢谢。”
陆沉挂了电话，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两行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医毒理学博士。”他在“博士”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写了一个词：“专业高度匹配。”
他拿起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是省厅出入境管理局。
“老刘，帮我查一个人的出入境记录。沈砚，男，大概二十七八岁。查过去五年的所有记录。”
“等一下……查到了。沈砚，五年前出境，目的地美国。三年前回国一次，停留两个月，又出境。一年前回国，至今没有出境记录。”
“他回国的时候，是从哪个口岸入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