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组在北城县的第四天，沈清案的黑幕开始浮出水面。
不是有人主动交代的，是证据自己跳出来的。省纪委的技术人员在检查王怀安办公室的电脑时，发现了一个加密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工作资料”，看起来很普通，但加密的方式很专业——用的是军用级别的AES-256加密算法。这种加密方式不是普通人能用的，需要专门的软件和密钥。
技术人员用了整整一天才破解了那个文件夹。打开之后，里面是一百多个文件，有文档、有表格、有照片、有录音。文件的创建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七年前，最晚的是王怀安死前三天。这些文件记录了王怀安在任期间的所有“敏感”信息——受贿记录、利益输送、项目违规、以及沈清案的全部真相。
沈清案的文件是最多的。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沈清”，里面有三十二个文件。最核心的是一份录音文件，文件名是“2017.7.14_电话录音”。播放出来，是王怀安和周明远的通话记录：
“王县长，沈清的材料我已经拿到了。内容很详细，不好办。”
“不好办就让它变成好办。材料碎掉，人处理掉。别留尾巴。”
“怎么处理？”
“他不是在工地上开挖掘机吗？工地上的事，谁都说不准。你让李建国去办。”
“明白了。”
录音很短，不到三十秒。但就是这三十秒，把王怀安、周明远、李建国三个人钉在了沈清案的棺材板上。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郑组长听完录音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然后他戴上眼镜，对身边的助手说：“把这份录音复制三份，一份存档，一份带回省里，一份交给公安。沈清案，正式立案。”
助手点了点头，接过录音笔，走出了会议室。
郑组长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面前摊着那些文件。他一份一份地看着，从王怀安的受贿记录看到周明远的违规处理举报材料，从李建国的现场指挥看到刘建明的居中传话。每一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都有据可查，每一个名字都有对应的职务和职责。王怀安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记录下这些，不是为了自首，而是为了自保——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可能被查，这些文件就是他的筹码，是他用来跟组织讨价还价的底牌。
但他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快。这些文件，没有成为他的护身符，反而成了他的墓志铭。
下午三点，省纪委下达了指令：对北城县建设局、财政局、国土局、环保局、规划局的相关人员进行全面调查。所有涉案人员，一律停职接受审查。所有涉案资金，一律冻结。所有涉案项目，一律停工。
指令下达后不到一个小时，五份停职通知就送到了五个部门的一把手手里。他们看着通知上的红头文件，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有人惨白，有人铁青，有人面无表情，有人瘫在了椅子上。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说话。因为在这个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为罪证。
建设局的新任代理局长是老吴——不是他想当，是他不得不当。原局长刘建明失踪，副局长们一个个被叫去谈话，剩下的人都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最后是县里打电话给老吴，说：“老吴，你先顶着，等风头过了再说。”老吴知道，“等风头过了”是一句空话。风头不会过，只会越来越大。
他坐在局长办公室的皮椅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想着一个问题：刘建明在哪里？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刘建明一定躲在某个地方，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他可怜刘建明，但他更可怜自己。因为他是建设局的人，是刘建明的副手，是垃圾填埋场项目的经手人之一。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他都会被查，都会被问，都会被怀疑。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林，是我。你那边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林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还能怎么样。停职了。在家等着。”
“你说，我们会坐牢吗？”
又是沉默。然后老林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坐了牢，王怀安也不会出来了。”
老吴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站在县政府门口，手里拿着一沓材料，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脸上有汗，眼睛里有一种他很少在老百姓眼中看到的东西。那不是恐惧，不是卑微，而是一种执拗的、不可摧毁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那是坚持。一个普通人对真相的坚持。
老吴当时从沈清身边走过，看了他一眼，没有停下来。他赶着去开会，赶着去签字，赶着去完成王怀安交代的任务。他没有想到，那个年轻人会死。他也没有想到，七年后，他会因为那个年轻人的死而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等着一纸逮捕令。
他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像井水，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他将水杯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一支笔，开始写。不是写报告，不是写材料，而是写自己的交代材料。他要把他知道的、看到的、经手的一切，全部写下来。不是为了立功，不是为了减刑，而是为了让自己能睡得着觉。
他写了很久。写到天黑，写到路灯亮起来，写到窗外的天空变成了一片暗红色的、像血一样的颜色。他写完了最后一句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然后将那几页纸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好，在信封上写了几个字：“郑组长亲启。”
他将信封放在桌上，然后站起身，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一盏地熄灭。他走下楼梯，走出建设局大门，坐进了自己的车里。他没有回家，而是开车去了县政府招待所。
他将信封交给了门口站岗的保安，说：“请转交给省纪委的郑组长。”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了夜色中。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
保安看着那个信封，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信封上的那五个字——“郑组长亲启”——让他觉得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