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办完了出院手续。
他在一楼的缴费窗口结清了最后一笔自费款项。薄薄的几张钞票从他指尖递进窗口，换回来一张打印的收费清单。上面的数字不算多，大部分医药费都走了公费报销的渠道，但剩下的这几百块，依然是他此刻银行存款的五分之一。
他把那张清单整齐的对折，再对折，塞进了上衣口袋里，贴着胸口，能感觉到纸张边缘硌着皮肤的轻微触感。
回到病房，他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收。一个军绿色的帆布袋，是他来时带的全部家当。几件换洗的内衣，一本被翻得卷了角的书，一个搪瓷缸子，还有那本写满了暗语的笔记本。
护士长进来最后一次给他量了体温，态度很职业，也很疏远。她不再是那个一口一个“我们的大英雄”的亲切大姐，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在为一个普通的病人办理出院手续。
“恢复得不错，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别做剧烈运动。”
她说着公式化的嘱咐，拔掉他手背上预留的输液针头，用一小块棉球按住针眼，然后转身离开，脚步匆匆。
半个月前，他被抬进这里时，这条走廊上站满了人。医生，护士，省厅的领导，还有闻讯赶来的记者。闪光灯像白昼的闪电，快门声像急促的雨点。
现在，走廊里空空荡荡，只有消毒水的气味和远处护士站传来的模糊交谈声。
他拎着那个帆布袋，走出了住院部的大门。
门口的阳光有些刺眼，他下意识的眯了一下眼睛。秋末的阳光，亮，但是没有温度。
一辆黑色的奥迪A6从他面前不远处的主干道上驶过，没有减速，拐进了通往行政楼的方向。车牌号很熟悉，是高育良还在吕州市时用过的公务车牌。
祁同伟的目光在那辆车尾灯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就平静的移开了。
他不知道高育良在不在车上。
也不知道车里的人有没有看到他。
但这都不重要了。
从高育良选择对他和梁家的冲突袖手旁观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那点脆弱的师生情谊，就已经断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一条灰色的长裤。这是他出院前让一个还愿意跟他联系的警校同学帮忙送来的。
门口的保安亭里，那个半个月前还对他敬礼的保安，正靠在椅子上，捧着一个大茶缸，懒洋洋的晒着太阳。他看了祁同伟一眼，眼神陌生而平淡，就像在看一个普通的、出院的病人家属。
英雄的热度，比秋天的叶子落得还快。
没有车来接他。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一个战友的身影。
他沿着医院门口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马路，慢慢的走着。胸口的两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像两只冬眠的虫子，偶尔在皮肉下蠕动一下。
他走了三站地，才到了公交站台。
等了将近二十分钟，一辆23路公交车摇摇晃晃的驶进站。车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汗味、尾气和劣质香水味的热浪扑面而来。
车上很挤。
他抓着吊环，被人群推搡着，挤到了后门的位置。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大妈不小心踩了他的脚，他往旁边让了让，什么也没说。
车厢里，人们在高声的谈笑，在抱怨今天糟糕的天气，在讨论晚饭该吃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穿着旧夹克，脸色还有些苍白的年轻人。
他就像一滴水，悄无声息的融入了名为“生活”的浑浊河流里。
公交车在“红星化工厂”这一站停下。祁同伟随着人流挤下车，又走了两条阴暗潮湿的小巷。
巷子两边是老旧的筒子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头。阳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像一面面打了败仗的旗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和剩饭剩菜混合在一起的酸腐气味。
他租的房子在三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摸着冰冷粗糙的墙壁，一步一步往上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三楼最左边那扇掉漆的木门。
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迎面扑来。
房间不大，大约十平米。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铁床，一张桌面坑坑洼洼的木头桌子，一把缺了半边靠背的椅子。
墙角摆着一个搪瓷脸盆，脸盆正上方的水龙头在滴水，一滴，一滴，固执的敲在盆底，发出“叮…叮…叮…”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