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窗的那面墙壁上，有一大块水渍，从天花板的角落一直蔓延到窗框边缘，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
前世，他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被发配到山区之前那段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光。他记得自己曾无数次站在这扇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间屋子一样，阴暗，潮湿，看不到一丝光。
最后，他在这里接到了梁璐的电话。电话里，梁璐用施舍的语气告诉他，只要他肯低头，她可以去求求她爸爸。
然后，就有了那场惊动整个汉东大学的，雨中下跪的求婚。
他跪下去的不是膝盖，是尊严。
祁同伟把帆布袋放在床上，没有立刻收拾。他走到窗前，推开那扇生了锈的窗户。
窗外，是省城铅灰色的天际线，远处几根高大的烟囱正吐着白色的浓烟，像几根指向天空的、无力的手指。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回到桌前，从帆布袋里拿出了那个笔记本和那张名片。
名片被他小心的夹在笔记本的第一页，那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烫金字样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清晰。
他坐下来，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
他翻开笔记本的空白页。
在寂静的，只有水滴声的房间里，他开始写下第一份文件。
标题：《关于汉东省基层政法系统若干结构性问题的调研报告》。
他没有写任何煽动性的言辞，也没有点任何具体的人名。他只是用最冷静、最客观的笔触，分析着一个个他曾在前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典型问题”。
从执法资源被地方人情关系绑架的根源，到人事任命机制中存在的“圈子文化”；从案件管辖权划分的模糊地带，到由此衍生的、大量线索被“选择性遗忘”的现状。
每一个问题，他都列出了至少三个匿名的、但细节翔实的案例作为支撑。每一个案例，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汉东政法系统那光鲜外皮下，早已化脓的组织。
写完这份报告的提纲，他又翻开新的一页。
他开始起草一封信，给秦卫国老局长的信。
信的内容很短，只有三段。第一段，是感谢他在医院期间的关照。第二段，是告知自己已经出院，并简单描述了自己当前的处境，没有抱怨，只是陈述事实。第三段，他附上了那份调研报告的提纲，并写道：“学生才疏学浅，管中窥豹，所见或有偏颇。但若能为国家法治建设略尽绵薄之力，则万死不辞。随时听候组织安排。”
写完信，他将信纸和报告提纲仔细的叠好，放在一边。
然后，他拿出了第三张纸。
这一次，他写下的是一份行政诉讼状。
原告：祁同伟。
被告：汉东省公安厅。
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将其调往岩台县的行政命令，并重新对其工作进行合法合理的安排。
他知道这场官司不可能赢。
一个无权无势的科级干部，想告赢一个省级强力部门，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他要的不是赢。
他要的是一个姿态，一个记录。
一个“我祁同伟，不认命，不屈服”的纸面记录。这份记录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成为最有力的呈堂证供。
夜色从窗外一点点渗进来，屋里越来越暗。
他拧开了桌上那盏老式台灯的开关。昏黄的灯光亮起，将他伏案书写的身影，长长的投射在身后那面斑驳发霉的墙壁上。
孤零零的影子，随着他笔尖的移动而微微晃动。
窗外，省城的夜生活刚刚开始，霓虹闪烁，车流如织。
这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一个被体制抛弃的孤影，正用一支最普通的钢笔，为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巨塔，画下了第一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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