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总局三楼，小会议室。
长条形的会议桌两旁坐了七八个人，都是从各个处室抽调来的精干力量，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泡着浓茶的保温杯。
这些人，是“8·12”专案组的初始成员。
烟雾在会议室里缭绕，气氛有些沉闷。
祁同伟坐在长桌最末端的位置，后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来旁听的实习生。
他的任命通知昨天下午才贴出来，一个刚刚从科员提拔上来的副科级检察员，牵头一个由老资格们组成的初核小组。
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
所以，从他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起，投向他的目光就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
有好奇，有审视，有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敌意。
坐在他对面的是侦查二处的处长，他曾经的顶头上司。处长低着头，用钢笔一下一下地戳着笔记本，不看任何人。
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小时。
议题是，如何对祁同伟报告中提到的那三起积压旧案进行初核。
侦查一处的副处长老王清了清嗓子，率先发言。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稳妥起见。这三起案子，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直接关联性证据目前还是零。我建议，先由总局发函给东北、华南和西北三个地方的省检察院，请他们协助调取更详细的原始卷宗。等材料汇集到北京，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判。”
这个方案，四平八稳，滴水不漏。
但所有人都知道，一套程序走下来，至少三个月。
“我同意老王的意见。”另一位资深检察官弹了弹烟灰，“反贪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打草惊蛇。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宜有任何超越常规的动作。发函，是最稳妥的方式。”
几个人跟着点头附和。
“对，先让地方上动起来。”
“我们不能凭一份分析报告就搞大动作，这不合规矩。”
祁同伟静静地听着，面无表情。
他知道，这些话表面上是在讨论工作，实际上是说给他听的。
这是官场里一种无形的“规训”。一个新人，尤其是被破格提拔的新人，必须学会的第一课就是“守规矩”。
老局长坐在会议桌的首位，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听着，手指夹着一支没有点的烟，在桌上轻轻敲击。
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像一潭死水。
所有人都倾向于最保守、最安全、也最缓慢的方案。没有人愿意承担任何额外的风险。
终于，老局长抬起了头。
他的目光没有在那些侃侃而谈的老检察官脸上停留，而是越过整个长桌，直接落在了角落里那个沉默的年轻人身上。
“小祁，你是这份报告的提交人。你的意见呢？也同意发函吗？”
唰。
会议室里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了祁同伟身上。
二处的处长停下了戳本子的笔，抬起了头。
老王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眼神从杯口上方飘了过来，带着一丝看好戏的玩味。
祁同伟站了起来。
他没有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而是径直走到了会议室侧面的那块白板前。
他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拧开笔帽。
“各位领导，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认为，我们不仅不能发函，甚至不能让地方检察院知道我们在查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地方上，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要查的对象。”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这句话，太刺耳了。
老王放下了茶杯，皱起了眉头。
“小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地方检察院的同志不可信？”
祁同伟没有回头，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白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陈述一种可能性。”
他手里的记号笔在白板上动了。
他先画了三个圈，分别标注了“东江国企案”、“华南港口案”、“西北矿产案”。
“这三起案件，看似孤立，但资金流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境外离岸公司。这说明，它们背后极有可能是同一个或者有关联的犯罪团伙在操作。这种规模的犯罪网络，能在地方上潜伏数年不被发现，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手法高明，二是他们在地方上有保护伞。”
他用记号笔在三个圈下面，画了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们现在就发函，要求地方协助调查。如果地方上真的有保护伞，我们等于是在告诉对方——我们已经盯上你们了。结果会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
“结果就是，所有我们想查的线索都会被立刻切断，所有我们想找的证据都会被立刻销毁。我们的初核，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会议室里的空气开始变得凝重。
祁同伟扔出了一个所有人都下意识回避，但又不得不承认的问题。
“所以，我的方案是，”他转过身，看着会议桌旁的众人，“放弃外围，直击核心。打掉一个节点，激活整张网络。”
他走回白板前，用记去笔重重地点在了标着“东江国企案”的那个圈上。
“就从这里开始。东北的这起国企改制资产流失案，是三起案子里唯一有明确指向的——举报信里提到了当时负责改制工作的国企副总，王长林。”
他看着老王：“王副处长，如果让您现在去查王长林，您会怎么查？”
老王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回答：“先查他的银行账户，查他的家庭成员资产状况，查他这些年的通话记录……”
“太慢了。”
祁同和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