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招待所三楼的走廊尽头，那扇深色的套房木门，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成了一道无形的墙。
高育良的秘书来了三次。
第一次，上午十点，他被祁同伟的联络员礼貌地挡在门外，得到的回复是“祁组长正在处理公务，暂时无法会客”。
第二次，下午三点，秘书带来了高育良亲笔写的“欢迎祁同伟同志回汉东工作”的题词，依旧没能见到人，题词被联络员收下，回复变成了“祁组长正在召开内部会议”。
第三次，晚上八点，秘书再次来电，试探性地询问祁同伟是否需要省政法委安排接风晚宴，联络员在电话里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谢谢高书记关心，专案组有纪律，不参加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宴请。”
三次尝试，三次碰壁。
汉东官场上那些习惯了用饭局、题词和私下会面来“沟通感情”、“摸清底牌”的老手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所有的招数都打在了一堵冰冷的墙上。
这个叫祁同伟的人，不接电话，不见客，不赴宴。
他像一个幽灵，降落在汉东，却又隔绝于汉东的整个社交体系之外。
他只做事。
下午两点四十分，专案组十二名成员全部抵达了省委招待所。
他们被安排在三楼，与祁同伟的套房在同一层。行李不多，清一色的黑色旅行箱和公文包，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长期在高压环境下工作形成的特有表情——冷静、专注，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
侯亮平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负责协调航班和住宿，在机场多等了一个小时，进招待所大堂时，衬衫后背已经有了一层薄汗。
三楼的会议室，原本是招待所用来接待小型会议的，现在已经被专案组临时征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将午后的阳光全部挡在外面，只开了顶灯，光线白得有些晃眼。
一张长方形会议桌，十二把椅子，桌上放着一模一样的笔记本、笔和没有开封的矿泉水。
祁同伟站在长桌的一端，背后是一块空白的白板。他穿着一件简单的深色夹克，没有穿制服，但身上那股肃杀的气场，比任何制服都更有压迫感。
所有人都到齐坐下后，他没有说一句“欢迎”或“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各位，从现在起，我只说一遍。”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
“第一，纪律。专案组工作期间，你们的一切通讯设备上交，统一使用配发的加密手机。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外界进行非工作联系，包括家人。所有行动、谈话、审讯记录，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一个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军法从事。”
他说“军法从事”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变化，但会议室里的温度仿佛又降了两度。
“第二，食宿。所有人住在招待所三楼，一日三餐由专案组统一安排，不准外出。有任何需要，向联络员报备，由他统一处理。”
“第三，指挥。我是组长，专案组的一切行动由我直接指挥。你们只需要执行命令，不需要质疑命令。有问题，现在可以问。”
他停下来，看着所有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十二个人，都是从最高检各个部门抽调来的精兵强将，此刻都像军校里的新生一样，坐得笔直，看着他，等待着下一步的指令。
没有人提问。
祁同伟点了一下头，转身拿起白板笔，在白板上写下了三个词。
陈海案。
丁义珍案。
大风厂股权案。
“汉东这张网，目前摆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三个角。”
他用笔尖点了点那三个词。
“陈海被撞，不是意外，是谋杀。目的是阻止他对山ah集团的调查。丁义珍出逃，是有人在他被批捕前通风报信。大风厂的股权被侵吞，背后是山水集团的巧取豪夺。这三件事，看似独立，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以赵立春家族为首的，盘踞在汉东二十年的腐败集团。”
他放下笔，看着白板上的字，像是在看一张早已烂熟于心的地图。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撕开这张网，挖出藏在最深处的毒瘤。但我们的突破口，不在这三条线上。”
他再次拿起笔，在白板的右下角，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三个字。
陈清泉。
当这三个字出现时，会议室里终于有了一丝轻微的骚动。
侯亮平的眉毛不自觉地皱了一下。他知道陈清泉，汉东政法大学的师兄，比他高几届，现在是吕州市的公安局长。但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个看上去并不在核心圈的人物，会成为专案组的第一个突破口。
一个坐在侯亮平斜对面的、年纪稍长的检察官举起了手。他是从侦查监督厅过来的，叫周正，办案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