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手机就响了。
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桌上睡着了，脸底下压着爷爷的笔记，纸页上还有干了的血迹——是我昨晚画符时留下的。
手机屏幕亮着，来电显示是“老刘”。
我接起来，嗓子干得像砂纸。
“喂？”
“小远，出事了。”
老刘的声音不对劲。不是昨晚那种“通知你去认尸”的平静，而是一种压着嗓子的、怕被什么东西听见的紧张。
“又死了一个？”
“你怎么知道？”
我没回答。手已经开始抖了。
“谁？”
“王婶。卖豆腐的那个。”
我闭上眼睛。
王婶。赵婶之后，第二个。
“我马上到。”
王婶家在镇东头，一间带院子的平房。我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但没几个围观的人——这个镇子太小了，死人这种事，大家宁愿躲在家里装作不知道。
老刘在门口等我，脸色比昨晚还难看。
“里面什么情况？”我问。
“你自己看吧。”他递给我一双鞋套，“法医还没到，现场还没动。”
我套上鞋套，走进院子。
院子里很整齐，没有打斗的痕迹。一口水缸，几盆快要枯死的花，晾衣绳上还挂着两件衣服，被夜风吹得歪歪斜斜。
堂屋的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扑面而来——不是腐臭，是一种更淡的、更冷的气味，像是冬天打开一个很久没人进过的房间。
王婶躺在床上。
和赵婶一样，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姿态安详。脸上带着同样的笑容——嘴角上扬，弧度不大，但确凿无疑。那是一种满足的、平静的笑，像一个心愿已了的人。
但赵婶死在自家，王婶死在自家。两个人的家隔了三条街，死亡时间相差不到一天。
我走近了几步。
王婶的手里也攥着一团东西。
我回头看了老刘一眼，他点了点头。我戴上手套，小心地展开那团东西——是一张黄纸，和赵婶手里那张一模一样。
但上面的字不一样。
赵婶那张写的是：“借路者，不得回头。”
王婶这张写的是：“借路者，已过门。”
“已过门”。什么意思？借路者已经进去了？进了哪里——进了王婶的身体？还是进了这个世界？
我把黄纸装进证物袋，继续观察。
王婶的脖子上没有勒痕，身上没有外伤，和赵婶一样，死因不明。但有一件事让我停下了脚步——
她的右手无名指上，有一圈浅淡的戒痕。
戒指被摘掉了。
赵婶的戒指也被摘掉了。
我当时以为那是家属取走的，但现在想来，赵婶的戒指也不见了，而她的家人说他们没有动过。
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她们死后，取走了她们的戒指。
“老刘，赵婶的戒指找着了吗？”
老刘愣了一下：“什么戒指？”
“她右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平时一直戴着的。”
老刘翻了翻记录本：“现场记录里没提戒指。家属说没见着。”
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王婶的家属呢？”
“在外地，正在赶回来。”
“她结婚了吗？”
“结过。丈夫死了七八年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
我点了点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两个死者，两个被摘掉的戒指。这不是巧合。
我走出堂屋，老刘跟在后面。
“老刘，赵婶和王婶有什么共同点？”
老刘想了想：“都是女的，都五十多岁，都住镇上……”
“同年同月同日生？”
老刘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赵婶的身份证上是1968年3月15日。王婶也是1968年3月15日。”
同一天生日。
不是巧合。这是一种筛选。
“还有第三个吗？”我问。
老刘翻了翻户籍记录，脸色变了。
“有。”
“谁？”
“陈守义。镇上茶馆那个陈老头。”
陈爷爷。
那个九十岁的、给我讲过陈半仙往事的陈爷爷。
“他还活着吗？”
“我打个电话问问。”老刘拨了号码，响了很多声，没人接。
“走，去茶馆。”
陈爷爷的茶馆在镇中心，两间门面，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招牌。门关着，但没锁。我推门进去，里面一片漆黑。
老刘打开了手电筒。
茶馆里很整齐，桌椅板凳都摆得好好的。但柜台后面的地上，有一小滩水渍。
我蹲下来，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土腥气。
和井里、和赵婶眼窝里、和那个灰衣老太太身上的气味，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