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确实传得比风还快。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院子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都围在这儿干什么？该干嘛干嘛去！”
门口的人散开了，但没散远，只是退到了槐树底下，继续抻着脖子看。
门帘被人从外面猛地掀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
许卫东抬起头，第一次看到了易中海。
这个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领口和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他的脸方正而宽厚，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嘴唇微微厚实，乍一看是一副忠厚长者的模样。但许卫东注意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看到自己的瞬间，快速地扫过了桌上的房契，然后又快速地移开，整个过程不到半秒钟，快得像是本能反应。
易中海是黑着脸走进院子的。刘光天在路上大概已经把情况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他的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工作服的衣摆在身后甩得呼呼响。
可是就在他快要迈进堂屋门槛的那一刻，他的表情变了。
那张黑沉沉的脸像是被人按了一个开关一样，在零点几秒之内完成了从阴到晴的转换。眉头松开，嘴角上扬，眼神从锐利变得温和，甚至还在眼角挤出了几道慈祥的鱼尾纹。
他笑着跨进了门槛。
“哎呀，这位就是许家的后代吧？”易中海的声音洪亮而热情，带着一种工人阶级特有的爽朗，“你好你好你好，我姓易，易中海，在红星轧钢厂上班。这个院子的事儿啊，说起来话长——”
他伸出手，要跟许卫东握手。
许卫东没有站起来，但也没有拒绝握手。他伸出手跟易中海握了一下，感觉到对方的手掌粗糙而有力，指节粗大，手心有厚厚的老茧——确实是个干过重活的人。
“易师傅，请坐。”许卫东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
易中海的笑容僵了不到半秒钟，随即恢复了正常。他在许卫东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了，一大妈赶紧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来喝了一大口，把杯子往桌上一顿。
“许同志啊，”易中海开门见山，语气诚恳得几乎让人感动，“这个院子的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解释解释。你许家的老宅子，解放后充了公，这是政策，不是我易中海一个人的事。后来56年私房改造，房管所把这院子分给我住了，我是有手续的，有凭证的，可不是我霸占你家的房子。”
许卫东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易中海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但脸上的笑容纹丝不动。他继续说：“你大老远从山东来，不容易。有什么想法，咱们可以慢慢商量。这院子大，空房子也不少，你要是有困难，想回来住，我易中海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咱们可以跟房管所申请，给你调一间——”
“易师傅，”许卫东终于开口了，打断了他的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我不是来跟你要一间房的。我是来要回整座院子的。”
堂屋里的空气骤然凝固了。
一大妈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中，阎埠贵靠在门框上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道兴奋的光。
易中海的笑容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缝。那裂缝很细，很浅，但许卫东看到了。易中海的右手放在膝盖上，五根手指不自觉地收拢了一下，指节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但他很快就笑了，笑得比刚才更大声，更爽朗，像一个听到了笑话的人。
“哈哈哈哈哈，许同志你可真会开玩笑。整座院子？这院子二十一间房，你说要就要？这事可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得房管所说了算。”
“那就叫房管所的人来。”许卫东说。
易中海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看着许卫东，许卫东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没有火花，没有声响，但比任何争吵都要激烈。
易中海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他在估量，在判断，在权衡利弊。他不怕许卫东，一个从农村来的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手里就算有张房契又怎样？这年头，房契不是万能的。但他怕一件事——怕许卫东把事情闹大。一闹大，就要查，一查，当初那些事就藏不住了。
“叫就叫。”易中海说，语气忽然变得很硬，像是下了什么决心，“老婆子，你去居委会，把王主任请来。再去房管所，找老李，让他带全套的资料过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事儿说清楚。”
一大妈愣了一下，看了易中海一眼。她太了解自己的男人了，他不是一个会把事情摊在桌面上说清楚的人。他敢叫人，说明他已经想好了退路。
一大妈站起身，掀开门帘出去了。
许卫东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彻底凉了，茉莉花的香味也散得差不多了，喝在嘴里寡淡无味。
但他的心里很平静。
他早就知道，易中海不会轻易认账。一个能在1956年把别人家的院子吞掉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一张房契就乖乖低头？叫房管所的人来，易中海一定以为那是他的主场，他以为在那里他有关系、有门路、有把握。
易中海不知道的是，许卫东等的就是这个。
房管所的人来了，这事儿就从“两家私了”变成了“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就要按政策来，按规矩来，按证据来。而易中海手里那些“手续”和“凭证”，在真正的房契面前，在真正的政策面前，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许卫东心里有数。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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