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苗小鱼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嗯。”
“你爷爷是什么样的人？”
林牧沉默了很久。窗外有火车经过，汽笛声在夜色中拉得很长。“一个很倔的老头。”他终于开口，“不怎么会笑，但笑起来很好看。不怎么会说话，但说的话都在点子上。他教我认字、看风水、辨文物，但从没教过我盗墓。他说，‘地底下的东西，不该被拿上来。’”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天墓？”
“因为他不去，会有更多人死。”林牧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苗小鱼没有再接话。过了很久，久到林牧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她的声音又从黑暗中飘了过来。“我爷爷也是。”
火车声远了，旅馆里安静下来。林牧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爷爷的脸——不是临终前那张蜡黄、消瘦、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脸，而是更早的，他小时候看到的，那个站在院子里、背着手、看着远方群山的老人的脸。那时候他不知道爷爷在看什么，现在他知道了。爷爷在看昆仑山的方向。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吉首火车站。林牧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苗小鱼站在售票窗口旁边，手里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犹豫了很久。
“我没坐过火车。”她说，声音很小，小到林牧差点没听到。
林牧接过她的身份证，递给售票员。“两张，挨着的。”
火车是下午的，他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林牧带苗小鱼在吉首的街上走了走，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她在山里的那双解放鞋已经磨破了底，露出了脚趾头。苗小鱼试鞋的时候很不自在，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猫，左右张望，手指紧紧攥着竹篓的带子。
“不用买。”她说。
“你脚趾头露出来了。”
“露出来就露出来。”
林牧没有理她，直接付了钱。
火车上，苗小鱼第一次看到了窗外的平原。她一直生活在山里，没见过这么平坦的地，平坦得像是被谁用熨斗烫过一样。她的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片白雾，她就用手指在白雾上画圈，画完一个擦掉，再画一个。
林牧坐在对面，看着她的后脑勺，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上大学的样子。那时候他也是这样，脸贴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觉得世界好大，大到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完。
后来他知道了，世界确实很大，但你能走的路，只有那么几条。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苏晚晴的消息：“拍卖会下周三，你必须到场。另外，我查到了你爷爷的一些事，见面说。”
林牧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回了一个字：“好。”
火车在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西站。林牧和苗小鱼走出车站的时候，城市刚刚醒来。高楼大厦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地铁口的早餐摊冒着热气，赶着上班的人群行色匆匆。
苗小鱼站在出站口，仰头看着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嘴巴微微张开。竹篓里的金色蜈蚣探出头来，触角疯狂摆动，像是也被这个钢铁森林震惊了。
“好高。”她说。
“习惯就好。”林牧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苏晚晴帮他租的那间公寓的地址。
出租车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走走停停，苗小鱼坐在后座，一直盯着窗外。林牧看着她的侧脸，发现她的表情变了——不再是山里那种警觉的、随时准备反击的紧绷，而是一种更放松的、像孩子一样的好奇。
但她的手始终没有离开竹篓。
公寓在城北的江边，一栋不算新但很安静的居民楼。林牧付了车费，带着苗小鱼上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去摸兜里的钥匙，但手指刚碰到钥匙环，就停住了。
门锁不对。
他出门的时候，门上是一把普通的防盗锁，银色的，牌子是“盼盼”。现在门上的锁换成了黑色的，牌子他不认识，锁孔的形状也不一样。
林牧把苗小鱼挡在身后，把钥匙收起来，用指节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谁在里面？”
门开了。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三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敞着一颗扣子。他的脸很普通，普通到扔进人群里就找不到了，但眼睛不普通——很亮，很锐利，像两把藏在刀鞘里的匕首。
他面带微笑，笑容不大，但恰到好处，像是练习过很多遍。“林牧先生？我是九局的人，想和你谈谈。”
林牧看着他，没有说话。
苗小鱼从林牧身后探出头来，竹篓里的金色蜈蚣已经爬到了她的肩膀上，头高高昂起，触角像天线一样指向那个男人。
男人看了一眼那条蜈蚣，笑容没有变，但眼睛里的光暗了一瞬。“这位是苗小鱼小姐吧？久仰。请进，茶已经泡好了。”
他侧身让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林牧和苗小鱼对视了一眼。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意思——来者不善，但善者不来。这个人敢一个人坐在他们的公寓里等他们，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有恃无恐。
林牧迈步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