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您提交的战列舰设计方案，请于本周五下午三时莅临海军部大楼，与船舶设计局进行初步讨论。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
杨林把信读了三遍。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深深吸了一口气。
提尔皮茨要见他。不是船舶设计局的某个普通工程师，不是某个中级官员，而是提尔皮茨本人——德意志帝国海军真正的掌舵人，那个一手建造了公海舰队的男人。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陷阱。
机会在于，如果他能说服提尔皮茨，这张图纸就会从“王子的业余爱好”变成“海军部的正式项目”，获得真正的资源和支持。陷阱在于，提尔皮茨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这个矮小的、其貌不扬的东弗里斯兰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狐狸般的狡猾，他花了十五年时间才建立起公海舰队，他不会因为一个十六岁王子的几张图纸就轻易改变方向。
杨林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研究提尔皮茨的每一篇公开演讲、每一份海军法案的说明文件、每一篇发表在海军期刊上的文章。他需要理解这个人的思维逻辑，他的优先事项，他的软肋。
提尔皮茨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德国不需要打败英国皇家海军，只需要强大到让英国不敢轻易开战。这就是“风险理论”。只要德国舰队强大到足以在战争中给英国舰队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英国就会选择避免冲突，从而让德国在不战而胜的情况下实现其全球野心。
这个理论在纸面上是完美的。它的缺陷在于对“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定义。提尔皮茨假设英国人的理性和谨慎会压倒一切，但历史证明，当一个帝国感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理性往往会退居其次。英国在1914年对德宣战，不是因为德国舰队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英国，而是因为德国舰队正在快速接近那个临界点——英国选择在德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提前开战。
杨林需要让提尔皮茨意识到，“风险理论”的前提不是“德国舰队有多强大”，而是“英国人对德国舰队的感知”。如果英国人认为德国正在建造一艘能够彻底改变力量平衡的超级战列舰，他们会在那艘舰下水之前就采取行动——外交上的施压、造舰竞赛的加速、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跳跃”。渐进式发展只会让英国人有时间做出反应，而一次技术上的大跃进——如果做得够快、够隐蔽——可以在英国人反应过来之前就造成既成事实。
杨林把这些思考写在一张纸上，反复修改，直到每一个论点都清晰、有力、无可辩驳。然后他把那张纸烧掉了——不是因为他记住了所有内容，而是因为这份思考如果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周五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杨林站在海军部大楼门前。
这是一座位于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区的新巴洛克式建筑，灰色的花岗岩外墙上装饰着海神波塞冬和海洋女神的浮雕，大门上方刻着一行字：“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句话是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座右铭，出现在每一艘军舰的舰尾，被刻在每一座海军建筑的入口上方。杨林每次看到这句话都会感到一种微妙的讽刺——如果上帝真的与德国海军同在，那么日德兰海战的结果应该是另一种样子。
他穿着一套崭新的海军学员制服——这是他特意为这次会面准备的，昨天晚上从裁缝那里取回来，纽扣重新钉过，裤线烫得笔直，领口的扣子不会像之前那件一样勒脖子。他的头发也理过了，浅金色的短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露出额头和那双在这个时空里属于奥斯卡·冯·普鲁士的蓝眼睛。
他走进大楼，向前台的值班军官报上自己的名字。值班军官的眼睛睁大了一瞬——显然，一个王子的到访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迅速恢复了职业性的平静，指引他前往三楼的会议室。
三楼。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壁上挂着历代海军将领的肖像。冯·提尔皮茨的肖像挂在最里面——那是一个他更年轻时候的样子，头发还是深色的，眼神锐利得像一把刀。杨林在那幅肖像前站了几秒钟，试图从画布上的那个人身上读出一些信息——他的性格、他的思维方式、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但画布上的油彩不会说话，它只是一层凝固的颜料，一个被定格在某个瞬间的幻影。
会议室的门是开着的。
杨林走进去，发现里面已经坐了五个人。坐在长桌主位的是一个矮小的、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海军上将制服，胸前的勋章比威廉二世少得多——只有铁十字勋章、红鹰勋章和几个杨林叫不出名字的外国勋章。他的脸很圆，鼻子很塌，眼睛很小，下巴上有一撮修剪整齐的山羊胡。如果把他放在一群普通人中间，你绝对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坐在他对面，当他用那双小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不是威压，不是攻击性，而是一种“我在评估你”的冷静审视。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