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白阿姨的信
1
信是三天后收到的。
沈时那天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门缝下面塞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之前那封一样——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封口用胶水粘着，已经干透了。他捡起来，撕开封口，往里看了一眼。
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抽出来。黑白的，边角发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裂纹。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栋楼前，手里拿着一台相机。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的笑容很好看——不是对着镜头的刻意微笑，而是一种自然的、被人从侧面捕捉到的、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的笑。
沈时认出了那栋楼。是时光管理局。年轻了几十年，外墙没有现在这么斑驳，窗户新一些，但轮廓、位置、门前那棵槐树——都一样。
他认出了那个女人。是白阿姨。年轻的白阿姨，大概二十多岁，眼睛很亮，皮肤很白，嘴角的弧度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的弧度不是神秘的笑，不是意味深长的笑，而是一种简单的、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隐藏的笑。
沈时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是白阿姨的，圆圆的，小小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这台相机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沈时把照片放在桌上，低头看着自己脖子上的相机。老海鸥安静地躺在他的胸口，镜头对着前方。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白阿姨的相机——那台坏掉的、放在铁皮柜子里的、和他这台同型号的相机——她说过，那台相机里有他想知道的一切。不是他的相机，是她的。
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到白阿姨的门前。门没有锁，他推门进去。女孩不在，毛线堆在桌角，窗帘半拉着。他走到墙边的铁皮柜子前，打开第二个柜子。那台坏掉的相机还在，躺在柜子底部，机身上的裂痕从取景框一直延伸到机身底部，像一道被闪电劈开的伤口。
沈时把相机从柜子里拿出来，捧在手心里。他把它翻过来，看底部。生产日期：1975年。编号以B开头。他打开相机的后盖——里面没有胶卷，但有一张小小的纸条，叠成四折，塞在胶片槽里。他用指尖把纸条夹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
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不是中山路87号，不是时光管理局，不是任何一个他去过的地方。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名，在城市的另一边，靠近郊区。地址下面写着一行字：“我还记得路。”
沈时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白阿姨的相机放回柜子里，关上柜门，走出办公室。
2
他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公交车穿过市中心，穿过老城区，穿过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最后停在一条没有站牌的土路边。沈时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四周。这里已经是城市的边缘了，再往前走就是农田和村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前两天刚下过雨，路面上还有积水。他踩着积水往前走，鞋子湿了，冰凉的，脚趾缩了一下。
他走了大概十五分钟，看到了一栋房子。
不是楼房，是那种老式的平房，红砖砌的，屋顶铺着灰色的瓦片。房子不大，看起来只有两三个房间。门前的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齐腰深，风吹过来，草浪起伏，发出沙沙的声音。院子角落里有一棵槐树，很大，树冠伸展开来，像一把撑开的伞。
沈时站在院子外面，看着那栋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白阿姨会住在这里。她不是应该在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吗？她不是说“不要找我，我没什么值得找的”吗？但她给他寄了信，给了他地址。她改变了主意。还是她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她从一开始就打算让他找到她，只是需要等到合适的时候？
他推开院子的门。门是木头的，很轻，吱呀一声开了。他穿过齐腰深的野草，走到房子门前。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
还是没有人应。
他推了一下门，门开了。
房间不大，大概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窗帘拉着，光线很暗。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羊毛的气味——很淡，但他认得。是白阿姨身上的那种气味，洗衣粉的、普通的、几块钱一袋的那种。
但白阿姨不在。
沈时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盏台灯，一个搪瓷杯，和一团毛线。毛线是藏青色的，和他脖子上那条围巾一样的颜色。它被放在桌子的正中央，像一个还没开始的作品，又像一个已经完成了、但还没有找到主人的东西。
沈时走到桌前，拿起那团毛线。毛线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他拿起来看。
纸条上的字迹是白阿姨的，但和之前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圆圆的、小小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的字。而是歪歪扭扭的、笔画发飘的、像是一个人在很累很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字。
“沈时：你来了。我不在。我出去走走。也许很快回来，也许不。毛线是给你的。你脖子上的围巾，你给那个女孩了，我知道。这条是新的。织了一半。剩下的你自己织。白阿姨”
沈时把纸条读了两遍。然后他把那团藏青色的毛线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毛线很软，很轻，像一团被压缩过的云。毛线的一端已经织了一小段，大概十厘米长，针还插在上面。针是竹制的，很细，被磨得很光滑，像用了很多年。
他不会织毛衣。白阿姨知道他不会。但她还是把毛线留给了他。不是因为他会织，是因为她希望他学。希望他在她走了之后，还能有一件事可以做。一件不需要记忆的事。一件手会记得、但脑子不需要记得的事。
沈时把毛线和纸条放进口袋，走出房间。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槐树。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地响。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白阿姨没有回来。
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光影从槐树的西边移到了东边。野草在风中摇晃，偶尔有一只鸟从头顶飞过，叫一声，又飞走了。但白阿姨没有回来。
也许她不会回来了。也许她只是出去走走，走得太远了，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也许她回来了，但站在某个他看不到的地方，看着他，确认他已经拿到了毛线和纸条，然后转身走了。也许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了风，变成了光，变成了毛线里的一根纤维，变成了他每天早上掏出怀表时看到的那个数字。
沈时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等不下去了。天快黑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在五点半。他转身走向院门，走了两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红砖，灰瓦，槐树，野草。它在夕阳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剪影，像一个正在慢慢褪色的记忆。
他走出院子，沿着土路往回走。鞋子还是湿的，脚很凉。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团毛线。毛线是暖的，贴着他的手指，像一个微弱的、但还在燃烧的火种。
3
回到管理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沈时推开一楼的大门，走进走廊。走廊里很安静，灯亮着，光昏黄。他走过白阿姨的门，门关着。他停下来，听了听——里面有声音。不是呼吸声，不是毛线针碰撞的声音。是哭声。很轻，很压抑，像一个人在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眼泪还是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