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四我六。”苏安和说：“行业规矩是出资人三成，创办者七成，但杂志还得靠你的稿子，所以多给一成。”
股份分成也很合理。我说：“旧杂志推倒重新做吧，你想到什么好计划了吗？”
“有些想法，杂志还是定位在年轻人的身上，长篇每期一集，辅以中短篇，文章的质量是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互动部分，我打算成立俱乐部和书友会，在杂志内外举行一些活动，每期进行报道，吸纳铁杆读者，慢慢壮大队伍…………”
我很认真地听了，说：“发行呢，发行方面怎么办。”
“这方面不用担心，我认识印刷公司的人，他们承诺负担运输，只要我们每期监督他们发货就行了，发行不是问题。”
苏安和在香港小有名气，他大学时参加了青年文学比赛，夺过第一名，写地东西被很多人认可，被称为香港小才子，倪匡、金庸都很欣赏苏安和，想要他在自己办的杂志社当编辑，苏安和拒绝了，出来单干，金庸他们还是给他行了很大的方便。今天我所见苏安和还只是个编辑，不宜当主编。
“阿莫西夫说，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办杂志；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办杂志吧。”我把手按在文稿上，说：“阿和，你是在编杂志，不是在办杂志，有些时候应该把杂志看成商品，却不是文化刊物。”
我接着说：“《世界月刊》就是这么干的，把书放在书摊上积灰是不成了，在大陆我们只是推销，五组人全国各地走，什么旮旯地方都走到了，在省会开了办事处，专门销售我们的杂志，一本半年前只是单位内部的刊物就这么办到每月几十万册。”
苏安和说：“我明白了，是推销嘛。”
“推销只是满足大陆，在香港你得做出品牌。”我说，“要让香港人明白你杂志的价值、价格，有特定的渠道，促销，传播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倪匡靠得是名气，你没那多时间积累名气，只能靠营销手段了，现阶段做到推销和广告已经算不错了。”
绕到最后还是在回到推销上，但意思就不同了，说些理念让苏安和自各琢磨。他应该明白了，跟我说：“商业上的事情我注意的不多，杂志社规模小，先就按你的计划办吧，以后我们想办法。”
回头我拿钱给苏安和，是现金五千元。
他说太多了，我说：“这是要的，既然要做大，没必要只在一种杂志上死嗑，我有更好的东西，保证可以横扫东南亚地区。”
“什么东西？”
“漫画！”
1979年高达已经出了第一部，日本正准备往这方面投人投钱。抢先在他们前面占领制高点比较稳妥。漫画这玩意娱乐性强，但十分简单，日本人模仿能力远近闻名，估计优势的保持时间不会太长。没在《世界月刊》做漫画期刊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而是我不想《世界月刊》做大，以后不好控制，在大陆一本原创画刊做的两千万每月我都相信。
苏安和走前，我甩给他一本卷了边的《毛泽东选集》，告诉他不懂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找。
我目送苏安和出酒店，如果他知道我正在想怎么谋划控制他的杂志，估计脸色不会太好看。
策反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长大的知识分子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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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巴金带着我们坐车从深圳回国，在边防站，我们办手续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路上的颠簸让巴老累得够呛，深圳在1979年还是个农村，但它已经是个“市”了，市区的房子不高过四层，象是李梅轰炸后的东京，街上的人很少，城市显得空旷。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所三层楼的招待所，巴老晚上发了烧，急得团里上串下跳，好不容易找到阿司匹林让巴老服下退了烧，大家到深夜才睡着。翌日早上，巴老起了床，精神很好，团里的人反而病了几个，昨天受了风寒，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艾青说，那病毒是围点打援。巴老大笑，决定延后一天走人，深圳市的市长就把他们二老领着参观去了。
我和赛可没呆在招待所里，跑到大街上乱逛。走到深圳市蛇口，人才逐渐增多，码头上有人在摆摊，买地是私货，别针到电视应有尽有。赛可没来过这种地方，很惊奇，每个摊位停下来看看。这里都是日本和香港淘汰的产品，但大陆的公民很少人见过。
很快走到码头尽头了，我叹口气，往回走，有人抱着一台三菱电视机走来，我让开到路边，那人说了声谢谢，我闻声一看，激动的心脏猛得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