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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见到身前这个人时，他属于死胖子的类型，今天站在面前的人抱电视机的手臂上青筋凸起，头发留到了耳根，身上穿着件很脏的白衬衫，走到码头市场的最后面，把电视往地上一放，找个石头，吹走上面的灰坐下，从口袋里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点了一根烟在那里悠闲地抽着。
我带着赛可到他的摊位，假意地摆弄几下那台彩色电视机，拍拍手上的灰，说：“同志，电视机怎么卖？”
他右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说：“八百。”
赛可拉拉我的袖子，我没理，摸了摸电视按妞，说：“这种电视机日本人是丢在街上的货，他们政府又不准垃圾站收电器，买给中国人正好，算上运费不过六百，您说是吗。”
他把烟含在口里，手伸过来和我一握，说：“我叫吕蒙，哥们怎么称呼。”
“王喜，喜欢的喜。”我说。
“《黑板》的作者？”
我点点头，微笑地摆摆手拒绝他递过来的烟，我不抽烟第七章就讲过。
我认识的吕蒙会在这时说。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我爽快地接过烟点燃，是我两世里第二次抽烟，点烟时我捏着火柴，在火柴盒边玩个花式点燃，赛可鼓起掌。
吕蒙笑着说：“兄弟在船上呆过。”
二十一世纪，小孩子们用地是ZIPPO，吕蒙玩地是火柴，那手绝活艳羡了我们，是他跑船时学会的，那种一年到头见不到陆地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被他们玩得很精。
“没有，有个长辈在船上呆过，学来显摆的。”
“玩得很熟嘛。”吕蒙说：“电视机就五百五吧。你是名人啊，回去跟朋友还可以炫耀。”
貌似忠厚的笑脸骗过不少人，这电视最多三百，他还是净赚了，我的目的不为此，拿出一叠十元的人民币，夹着很多的粮递给他，现在的粮票是等价与人民币的地位，吕蒙手抓着一把钱数了半天，数完了，他退还多的一些钱。
我要他帮我把电视送到住处，吕蒙看看我和赛可同意了。
老小子一壁走一壁试图找赛可搭讪。
“我叫吕蒙，请问女同志贵姓。”他说。
“赛可，赛跑的赛，可以的可。”
“好名字，听你的口音象北方人，女同志，北方哪里的。”
“内蒙古。”赛可毫无戒心地说。
“噫，我也是内蒙古人，老乡啊。”
惯用伎俩了，问小姑娘的故乡，冒充老乡，反正跑船去的地方多，有些时候比那些小妞更了解她们的家乡。不过吕蒙这次没有说谎，他在蒙古出生，大连长大，身为北方人，出人意料的会水，还是横渡长江那种，让我很不爽。
“你内蒙古哪里的。”
“我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儿子，飞得最远的鹰。”吕蒙挺起胸膛，手没抓稳，电视机差点摔到地上。
“真巧，我也在那里长大，还真是老乡。”赛可乐呵呵地说，她都没有这么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过话。
“赛可？赛可————是不是蒙古语里春天的鲜花，真美，名字是名副其实，实质明归了”吕蒙还是有点文化，还会用两三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