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可低下头，窃笑地说：“哪有，我生在春天，阿妈应景取得名字而已。”
吕蒙累了，放下电视，坐在路边休息。赛可把她的手帕给吕蒙檫汗，吕蒙象藏族人捧海达一样，迎回来。
我抱臂望着他们，心中深深地鄙视，同样的招数，吕蒙用了整整几十年，在女人面前乖如狗，只是因为过去成功过一两次。
三个人走走停停半小时才到招待所，我跟吕蒙一起把电视机抬到房间，这次是六人间，那几个还在床上躺着的人见我们搬来台电视，精神头来了，凑过来摸摸看看，吕蒙把红塔山的烟撒完了，这群人叼着烟，完全看不出是在生病，电视节目是每天晚上六点才有，一个台————中央电视台。
电视屏幕都是雪花，我们还是一频道一频道的按了，乐此不疲。
吕蒙说：“要是有台录象机就好了，可以看看香港的武打片。”
“你那有卖的？”我问
“没有，我同事那有一台，是什么什么尼。”
“索尼。”
“对就这名字，他跑日本线的，往中国运大米，过几天才能见到他人。那台录象机很贵的————起码两千。”
“你是跑什么线。”我问他。
“以前也是日本线，现在往深圳运建筑材料之类的东西。”
1979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后来十几年，它一直是中国最大援助国，是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的援助计划，运用日本的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中国建起了电气化铁道、港湾、机场、水利设施等许多基础设施，也带动许多日本企业的发展，在中国很多的生产线都是日产的，满街的日本产品，使很多的日方企业赢了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提出“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莫忘对在改革开放最困难时期热心帮助我国的日本友人道声谢。
朋友来了，我们好酒好菜，豺狼来了，我们有猎枪。
“那台录象机，我要了，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其实我还有一万多块。
吕蒙说：“这可不行，现金交易。”
我笑了，说：“明天我就走了，录象机我也拿不到，要不这样————我先付给你一千，你找时间把东西送来，我把剩下的钱给你，而且————我现在还只有八百多，我想拿样东西跟你抵。”
从自己的行李箱把剩下的三十几件衣裳全掏出来，说：“你看这些成吗？”
吕蒙拿起一条牛仔裤，仔细地摩挲，团里的人都拿几件瞅，看样子都很喜欢。
“不怕我骗你。”吕蒙说。
“怕，怎么不怕，只是你不来，是你的损失。”中国人做走私生意是不老实出名，但我对他有信心。
吕蒙收下了钱和衣服，卖了一件T恤给团里人，价钱是十元一条，看起来是赚了。
临走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自己地址和居委会电话，要他来之前打个电话，私下跟他说：“知道我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吧。”
“知道。”
小心地悄悄地用大拇指指向赛可：“那女孩是我杂志社的编辑，很多人追。”事实上我在骗他。
吕蒙心领神会地走了，赛可问我刚才说什么，我实话实说他想追你，我跟他介绍。
赛可不信了，呸一口，说：“狗嘴吐不出象牙，阿蒙是好人，就你使坏。”
哎，时代不同了，我泡妞那套还在历史的子宫游弋。
想让赛可到武汉来，她当场没同意，我开出的条件是月薪八十，可以把家人接到武汉来。她心有些动了，毕竟是小姑娘，心里还是想家里人，没当场答应，等实习以后，口上说地很硬气“王喜你的为人，我不能放心，这事我还要到你杂志社看过了再说”。
小丫头，真是被卖了还帮我数钱的主。我心中充满纯粹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