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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信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一个大片区就一部电话，一般是一说话漏风的老太给守着，以后偶尔有一两个大学生蹲点，如果再过五十年不变，估计博士就得竞争上岗了。
平常有电话找人，看电话的太婆，如中世纪英格兰的税务官，扯着喉咙在街头喊：某某接电话了，听起来跟“姑娘们接客了。”比较相近，堪比旧时唱科举榜的小厮，能把范进震疯。
“王喜同志接电话了。”
滑坡路传达室里守电话的是个老头，声音很象用陕西梆子唱《东方红》。站街头吼了几声。
“嗳，来了。“我端着个海大的碗出来答话，现在是中午，正吃饭。
扒了几口饭，去接电话，路上一直在猜测是谁来的电话，也许是徐克，可能是苏安和，还是作家协会的人，但没想到，是————
“喂，我是吕蒙，人到了，在武汉关。”
和爸爸打了招呼，骑车奔向武汉关。
一段时间没见吕蒙了，他精神还不错，只是不修边幅，满下巴的胡子，一身蓝色工作装上如第一次见他一样，沾着油污。
“我来得是不是很意外。”
他在跑上海的东方号客货轮，从上海一路向西，到武汉终点。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我老实地说。
“东西给你带来了，八成新的索尼录象机，我说话算话。”
“没说你不算话，东西放自行车上吧，我家不远。”
吕蒙望着我小声说：“兄弟，这是走私，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不怕进局子了。”
“当然怕，都进几回了。”我说那台电视机就是叫人给带回来的，原以为不会有事，真险。
吕蒙听我这么一说，楞了一会，才说是敌人大意了，我可不敢这么做。他经验丰富讲：“码头上还有警察看着，就等着逮你这种愣头青。”
“王喜同志，好久不见。”
背后走来的是刚回这年代，所见的那个小公安小史，他走过来，说：“同志，您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指着吕蒙说：“他是我朋友，叙叙旧。”
小史点点头，上下打量着我们两个，指着吕蒙说：“同志工作证拿出来看看。”
吕蒙恭敬地把工作证递给他，小史仔细地瞄瞄，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撒谎：“去香港的时候认识的，坐船时，认识的。”
“王喜同志是大编剧，认识他是荣幸。”吕蒙画蛇添足，要给小史烟，小史没有接。
他嗟了一声说：“什么编剧，淫词烂调而已。”
“别介，您是没看过，知道这电影卖多少钱？”
“多少？”
“千把万————就一部电影。”
小史看资本主义敌人一样看着我，只说：“算了，都是资本主义的钱。”————对着远方喊————“那边的过来。”
我们都闻声望去，远远的走来一个男同志，走近了，才发现眼前这位的特立独行，上身衬衫，下身喇叭，头发长长的如摇滚歌星，他皮肤很白，走路带漂，慢腾腾地走到小史面前。
“你好啊，小公安，又见面了。”他说。
“又在干什么了。”小史问他：“没事不要在这边乱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