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笑了笑没理会他，反过来跟我说话：“同志，你好，我叫阿兰，请问怎么称呼。”
“你好，我叫王喜，他是我朋友吕蒙。”我礼貌地说。
“是那个王喜编剧？一定是了，你写的故事挺不错，我蛮喜欢。”阿兰很高兴地说。我表示了谦虚。
“他是个流氓，专写这种资本主义情调的东西。”最近总有人叫我高级流氓，是比较严厉的措辞了。
阿兰摇摇头，说：“不关流氓的事，你不懂。”他想说是艺术，但这里没有艺术。
“他是大流氓，你是小流氓，物以类聚了。”小公安下了定论。
我只好苦笑，阿兰哈哈大笑。
小公安教训阿兰，拿出手铐。
阿兰老老实实地把手伸出来，口头上抱怨：“有去蹲墙角吗，腿会酸，能坐着吗？”
小公安要阿兰少罗嗦，他把手铐别在腰里，拉着阿兰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般和阿兰说着话，阿兰不再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慢慢地走在后面听着。（向王小波的《东宫西宫》致敬）。
吕蒙注视着他们走远，对我说：“上船把录象机搬下来，送你家去。”
“你不怕了？”
“先以为那个公安盯我的梢，原来不是，你快点，等下他们得又来。”
我随着吕蒙上了船，他让我在甲板上等，过一会带出来一个麻袋，打开给我看，录象机藏在一堆衣服里，我点点头，俩个人把录象机搬到自行车上。
我推着自行车走，他在旁边稳着，也够明目张胆了。
“你来过武汉吗？要呆几天。”我问。
“一天，只是路过这里。”他吸着烟说：“我刚跑上海到武汉线。”
“录象机的钱等会，到了给里，出来匆忙了，没带身上。”
“没事情，对了，上次的衣服不错，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堆。”千把件，最后的千把件，布票不够，多了就有人怀疑。
吕蒙说：“你做走私生意吗，这么多。”
“我就是在做走私生意。”我笑着说：“你有没有兴趣加一个。”
“你就相信我。”吕蒙说。
我说：“只信你四成，刚刚说的物以类聚了。”
他哈哈大笑：“看看情况再说，我只是赚点小钱而已。根本不能和你比，说实话我搞不懂，那部电影的钱就够你花了，干嘛冒这个险。”
“你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吗？我有那个信心。”
他明白了，是聪明人不难理解，他问我：“就为了这个，是不是太早。”
我说：“要走在前面，做好准备，为了铺好要走的路。”
吕蒙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路太窄了，上了独木桥回头就难了。”
“我知道，所以没想过在大陆搞，由外至于内了。”
“你要怎么做？”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