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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听的听了，该传达的传达了。北京的政治在空气里飘动着，还是觉得太紧张了，虽然象牛皮癣小广告一样的大字报被禁止了（此处虚构了时间），但有部分人在党外议论纷纷，全因为邓小平爷爷大刀阔斧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象1979年的时候，他是在反对把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中内耗，刚把目光投到经济建设上，建立的经济特区还叫出口特区，一切还没有起步。
可能就是这五个特区让有些人看出苗头，沿着以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得偏一丝一毫的思想”盯着邓小平爷爷的改革开放，我心想：可能马克思自己也没想明白社会主义的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的经济，我就只好用：让时间能证明一切，来唐塞过去了。
呆在北京的半个月，除了在强人如云的当代文化界，混个脸熟之外，更多的时间就是到处乱逛了，还去了趟皮尔卡丹的服装展览会，这是可是真正的名牌产品，在后世有名的都已经俗气了，但现在是几乎无人问津，我看了以后信心大增，心想这时代最时尚也就这种程度了，可惜没见到皮尔卡丹本人，否则一定把我惊为天人。
后来我身边多了一个向导，赛可，她好象对北京很熟，大街小巷，胡同宫殿，典故野史，全部了如执掌。赛可说她爸爸就在北京长大，是满族人，跟着共产党的队伍干革命，从小兵到团长，在东北民主抗联转战三省，然后是三次四平战役………………最后，没有最后了，战士脱下军装，留在这片伤心地，当上了普普通通的农民，再也没回他的故乡北京了。
赛可是她爸爸的老战友，一个司令员，推荐上的北京民族大学，在这边已经呆了四年，有她在，我心里的北京增色不少，虽然也在这地方停留过几年，但终究是没有融入她的文化气息里。
《世界月刊》杂志社这次对我是完全放了心，问也没问，马上发了工作函，在一些麻烦的手续之后，我和赛可一起坐上了回武汉的火车，她通知了父母，得到肯定回答后，户口就落在武汉市。
这次，我们学得很贼，坐的是软座，和赛可聊了一会天，又没说的了，她最后问我：“武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真不好说，也从没人问我对自己故乡的描绘，哑口无言了一阵之后，讲：“有点想回家了。”
但话出口，又想是自己把赛可从她的故乡带出来，所以抱歉地笑笑，她摇摇头，也笑了笑。
就这样在火车上昏睡了三天两夜，我们终于回到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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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事情终于又扑面，首先把赛可带到杂志社，无视了伸来要礼物的手，赶快把她安顿下来，算这群人肯听话，知道我要带新同事，马上空了一间职工宿舍出来。赛可是个美丽的女同志，只是皮肤不大好，极北方地区女同志的皮肤都不好，不过她来杂志社之后，和社里几个女同志立时见面就熟，于是，搬东西这种粗重活又落在我身上。
晚上，杂志社聚餐，到“回味轩”火锅店，介绍张先婷给赛可认识，她头一次吃干锅，觉得不错，问张先婷有没有涮羊肉。
张先婷还不知道什么这道火锅经典保留菜，赛可讲了个大概，张大姐的眼里闪过一道精光。
我故意问：“大毛最近来信了吗？”
“有几封，不就那样了。我还有事忙，少陪了。”强人张大姐也有落慌而逃的时候。
九月份，马不停蹄的赶“北京一月”的稿，在九月刊上，“世界着眼中国”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凡响近似于杳无音信，偶尔有来信，询问地都是关于稿费的问题。
要知道现在不但不兴有奖销售，而且被发现了，就是经济犯。
所以我们把北京、南京、西安、上海等任选其一，五日游，说成了“稿费”的一部分，问的人一般问这个稿是什么稿，可惜地是杂志社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我在搞什么计划，也说不出所以然。
工作组方面很敏感，余伯伯过问了，王阿姨狡猾地说：“旅游是工作需要。”
这事就得加快速度了，不到两天时间，初稿即成，是整理我在北京的随笔和见闻。
粗略调查了一番市面上的杂志，还没发现有同与《世界月刊》一样，做全国各地的图文旅游记，有的也是政治性文章和几篇豆腐文，开头就是天安门和毛主席。
我们还是以人为本，第一期是反其道而行，彩页翻开就是北京的胡同里，四合院前，一个老婆婆，笑咪咪地露出仅有的几颗牙齿，处理成黑白照片，但头上的灯笼是彩色的。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话，可能还得加上飞奔过的彩色霓虹灯流光，突显时代变迁，不过在这里没必要。
留下编者后记，还要谈感想，比如照片中的模特老奶奶，这是她头一次照相，对北京胡同的感想，民间诙趣逸事等等。
中国年离在世界流行还很早，美国人刚体会过一次，世界还不了解中国，同样中国也看不到世界。
总而言之地是打感情牌，志伟专门写信问我：“北京那些大街小巷里的照的照片，怎么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玩了LOMO这么多年，参加过几次业余爱好者比赛，怎么说这种LOMO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流传出去的，写了两个字的回信。
“贴近。”
其实对好的摄影师这是第一步，却也是最持之以恒的一步，卡帕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试排版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我要王阿姨题个辞，她的笔也是人性化十足。
“在这片土地上，她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