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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快一年了，始终被这个满眼都是自行车的国度所吸引，不仅仅是这里淳朴的人民，还有这里沉淀的文化以及传统…………………………”
我靠在座位上，阅读着《世界月刊》十二月刊，继续着“世界着眼中国”，北京的专题连续了三期。
第三期《北京印象》的作者是个外国人，瑞典人，雷夫-约翰森，瑞典一家重型汽车厂的推销人员。
虽然我在标题里提出的那个“世界”，从开头看来，其实，还是中国人看中国，只不过是为了符合《世界月刊》的名字，有挂羊头之嫌。
没料到还真的有外国友人来捧场，好比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治愈了唯一一个患者，就大肆宣扬其功效。
文章的最后编辑就郑重地写着：此雷夫-约翰森呆在中国时间不长，但深深爱上中国一切，喜欢吃北京烤鸭，喜欢听中国京剧，喜欢读毛主席语录云云，好象这个老外与《世界月刊》杂志社神交多年。
反正没人去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来稿果然踊跃，连带其他栏目的投来的稿子，数量多了质量见好。
许多人来信说“北京一月”的照片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般，我们杂志社统一口径，宣称这就是“人文关怀”。
《世界月刊》这个可以说是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小杂志社，以纯转载为起点的文化杂志，也开始慢慢培养起自己的读者和作家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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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座位上起身，跨过车门，站在蓝天下，伸了个懒腰，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刚才跨过的车门，是美国二战制式吉普，车前盖标着青天白日。
这东西是朝鲜战争的战利品，在民主路武汉军代表局里，我一眼看中这辆“打败纳粹的家伙”。
王建安政委又弄了几辆，充“美械国民党军”的装备，大概有十几辆，这个老军人大拇指向后面一排的吉普一指，跟我讲：“还要不要，多得很，全是美国人当年‘送’的，别客气。”
我大笑，在朝鲜战场板门店，我们奚落美国人的一幕，家喻户晓。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去了武汉电影制片厂，朱少山拉过我说：“〈亮剑〉批下来了。派了人下来跟着——————是文化部的张椿桦同志。”
张椿桦同志也是我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了，我说：“在北京时、，陈荒煤同志跟我先说了——————厂里打算什么时候开拍？”
“越快越好。”
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武汉电影制片厂带上了所有装备————两台摄像机，一台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一台是借的，灯光轨道设备若干，电影拍摄道具齐备，演员和工作人员齐备。
跟王阿姨说，又要出私差了。婆婆妈妈地讲：“在其位不谋其职，三天两头不在，我还是请辞，让出副主编的位置。”
王阿姨板着脸，很干脆地说：“跟你谈过了，就算你一年不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工资照发，奖金照领。”————————我把双手并拢，举过头顶，脸埋在桌子上，拜了拜————————“当然每年能想点“北京一月”这种点子就更棒了，Doyouunderstand？”
我耸耸肩，说：“Noproblem。”
于是，我坐着八成新但檫得很干净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大别山的某个部队军营，接待我们地是个师长，打过招呼了，和张椿桦同志接洽了，一切都方便。
晚上，吃了一顿部队的大锅饭，望着有星星的夜空，我感觉到非常能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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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的第一天，梁英导演拉起来千把人的队伍，他认为勉强够用了，我吸了口气，果然很央视，背后有部队的支持，做起事来大手大脚，但不想把胶卷浪费在所谓的大场面上，尽量减少了无意义俯拍和拉远镜头。
特意加快了节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分镜的切换，记得某个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影评人说过香港电影的成功之处：在香港电影顶峰时期，电影里每个镜头不超过七秒。
作为革命题材的非商业电视剧，梁英导演提倡用面部大特写来表达，也就是单独对着摄像机表演，我说：“这样太刻板。”————小声地————“而且张峰正面象有点不上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