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炽热的阳光焦躁地洒向豫西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躲避在掩体阴暗的角落也无法阻挡那无孔不入的热量，整个战场奇怪的静止下来，没有往日来熟悉而致密的枪炮声，也没有长官和传令兵往来的喝骂声，似乎，一切都象是在做梦一样，那么的不再真实。
7月27日，在李豫民南苑誓师5天前，整个南下战役率先在豫西开始，中央军以直隶第七师冯益枫部为先导，率山东国民警卫队第四、第六师为左右两翼，吴光新的独立骑兵旅为机动兵力，直隶国民警卫队第三师第四、七团，中央军第三师第五团为总预备队，向商丘、宁陵、夏邑一线发起强大攻势。该战区处于中央军左翼和右翼方面军的结合部，北京南下作战大本营以吴光新为战区指挥，冯益枫副之，原则上该战区隶属于左翼方面军序列，待解决河南、江苏徐州方面战事后将被撤消。
7月29日，吴光新独立骑兵旅之一部轻装穿插至柳河，击溃敌地方守军一个连，获得水冷机关枪一挺，山炮二门。同日，冯益枫之第七师第八团攻克杨集，山东国民警卫队第四师克丰县、龙涸、沛县，随即转兵南下黄口一线，压迫徐州方面之敌。右翼方面军之第四师李景林部扼韩庄分兵袭扰贾汪一带，所配属之飞行大队多次空投传单至徐州直军前线，内容大约为中央军南下乃是为统一全国，弥除兵祸云云，还有宣传在直隶、山东、东北等地改革之后之农村生活幸福状况，以及中央军官兵平等，待遇优厚，从军之士兵在家乡之亲人能够得到多少优待等等，望直军士兵兄弟们不要助纣为虐，持迷不悟云云。
8月7日，商丘。阳家庄山东国民警卫队第四师师部。
“顶住，一定给老子顶住，要是丢了312高地，老子枪毙你！”薛严紧紧抓住有线电话筒，国字形的脸涨得通红，朱红的八仙桌被左手擂得跳了起来，“妈的，没有他妈的援兵，你死了，老子上，顶不住，大家全玩完。”说完，‘砰’的一下挂掉了话筒，他部下沙哑而无助的求救与薛严猛烈的训斥的余音交织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偏房中。
“老严，怎么又发火了，”安青大步从大开的门口走进，低头看着一份电报稿。“前指来电，整个豫西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有鉴于东方卢香亭等六个师、西方吴佩孚七个师共近十三万的主力压境，当前攻克商丘之任务已不可能完成，接大本营和左、右翼方面军所电，命你部相机撤退，诱敌至济宁故运河一带……”
7月下旬，东北军之左翼方面军率先发动牵制攻势，以一个正规师团的兵力沿京汉线南下，迅速击破吴佩孚在黄河北岸之防线。其后，山东东部的吴光新集团向商丘一带进击，以分吴佩孚黄河沿线之军势。8月初，东北军在其领袖李豫民南苑誓师之后，由江苏连云港至河南新乡一线全线展开攻势。
在大规模整顿河北，山东，京畿一带军事力量之后，东北军正规军事力量大为膨胀，对专业的军官人才极度缺乏，只好暂时搁置扩充野战主力师的计划，比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而言，东北军仅仅扩充了总一个骑兵旅又三个独立骑兵营，以及新组建的实验型的摩托化步兵。而将收编的十数万直军、地方武装整编为近二十个国民警卫队师，总兵力近四十万。在这样的情势下，把整编的地方部队尽可能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显得当务之急，于是，大批原东北军士官被补充进各个部队，担任各级主管，薛严在被任命为该师师长，荣膺晋升之时，对安青叹到：“难道我是个当配角的料？”
8月初，中央吴光新集团全面控制商丘外围，右翼周振集团攻克连云港门户东海，沙河两镇，其主力由东至西威胁徐州孙传芳之右翼。与此同时，吴佩孚之靳云鹗所部扼守黄河沿线，控制了郑州黄河大桥，并拘留黄河一带几乎所有大小船只，使中央军左翼方面无法快速渡河，对河南直军发动攻击，两军在郑州黄河大桥一带展开激战，南北交通为之中断。
8月5日，吴佩孚以及孙传芳联合行动，以主力沿陇海线夹击中央军吴光新集团，在其强大军事压力之下，虽然中央军投入了至德国进口的新型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对大多数从未见过轰炸机的直军精神以巨大冲击，然而于商丘一线紧急局势无丝毫帮助。
虽然整体的局势对中央军来说，远远好于直奉第二次战争前，因为吴光新的中央集团原本就是牵制攻势，中央军的主力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其军力锋锐纵使观战的各国武官也无不认为，直军要在这样的情形下取胜，属为困难。此时，薛严所部近万人经过数日连战，已下降到不足五千，而弹药，武器等补给已愈为困难，包围并攻克商丘的目标已经不可实现。
中央军的军事装备远远超过其对手吴佩孚或者远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由于德国人不能在军事工业上有大的发展动作，于是他们领先于世界的军事工业实验计划也被较小的转到中国——这个当时世界最大战场。普及到连队的无线电、先进的实验型摩托化步兵、以及十分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由于巴黎并没有限制德国的军事输出——事实上，英国人和法国人需要德国雇佣兵来帮他们对非洲、亚洲、以及其他各个殖民地渐渐燃烧的社会主义独立革命。这又牵涉到苏联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而输出革命的问题。中央军的重型和中型火炮只是稍稍的优越于对手，因为奉天的兵工厂在1923年以前只不过是汉阳兵工厂的翻版——甚至在技术水平上更加落后。在1923以后，引进了德国技术人员，大力发展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迫及炮以及掷弹筒，水冷机关枪，马克沁重型机关枪等等，到1925年初，即使是东北军的第二线部队在火力上也能够跟南方的对手一较高下，而中央军的十个主力师团则接近当时西方的标准，他的士兵是经过数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严格打造的，以单兵素质而言，也不逊色于西方正规陆军士兵。至于他的第二线部队——仿造美国人编制的国民警卫队——美国人一直津津乐道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中国这样一个对其军事制度仰慕的fans~，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最为标准的是德意志的军事体制，法国、日本、美国自己、甚至苏联都是德意志军事体制热心的模仿者。国民警卫队缺乏像正规陆军一样的装备，但是在勇敢和吃苦耐劳上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在六股河防卫战中他们就充当了支柱的作用，在政治部主任和社会人民党党员的带头作用下，以及在自己能够切身感受自己的家乡有国家分配土地、整治农村经济的各种变化之后，他们默默地发誓要保护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而社民党党员中的骨干力量大多是毕业于东北各大师范院校、然后参加一般为期六个月的政治学习班，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所学习的东西可谓乱七八糟，最开始是节选自西方各大经济学说汇编而成的一个小册子——据说是他们的领袖李豫民亲自选定和参与编撰的，全书大概不过十万字左右，由宏观的经济体制和国家为什么富强（其中大段引用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中的理论0一直联系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然后是学习苏联的土地革命，最后是用中国东北的各个事件加以注释。我想只要是智力不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能够领会其中的道理，这样的教程以及后来在中国华北和蒙古一带发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使是跟我们现在所要讲述的战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必然因果。由于中国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虽然他们很多人一旦当上士兵之后要在五六年之后才能回去——这当然指那些运气比较好的士兵而言。战场上逃跑也是一种艺术——跟欧洲战场上的士兵不一样的是，本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法国士兵以及英国士兵排着整齐的方阵冲锋——然后在德国人炽烈的火力下如被收割的麦子倒伏，这样的情形绝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即使他们的督战队拿着可怕的大刀亲手砍下自己士兵的脑袋也不可能。在吴佩孚将军以及他盟友的部队中有很多都是这样当了很多年兵的士兵——中国人把他们叫做‘兵油子’，所以士气和奖励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一旦这些老兵发现不可能赢得战争，他们就会开小差，逃跑，然后到另外一个将军那里去当兵，随便把自己手中的枪换成钱，钱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要靠这些薪水或者各种渠道弄来的银圆买上一块不大的土地和娶一个媳妇，当兵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职业，而是为了给农村那种辛苦劳作的生活增加一点活下去的资源。而当北方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之后，这些老兵接受改编之后发现，中央军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队伍。无论家乡有没有亲人，他们都会义无返顾的为了自己的家乡有一天能够像东北农民一样好好活着而勇气倍增，而在1925年北方的中央军新组建的步兵师基本都是国民警卫队师——即他们的二线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接受改编的吴佩孚将军一系的士兵，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士兵。吴佩孚将军在战后对我说道，‘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说过‘天时、地利、人和’，我拥有内线作战的机动，算是拥有了地利；而天时，现在大概只能用武器装备来衡量，我们不如他们；至于人和，我们只能够封锁来自北方任何关于土地革命的消息，并且反面宣传，但是我的部队知识分子太少，无法跟他们做政治宣传，所以人和上根本无法比较。以孙子所说，人和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以及我的盟友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所以失败是肯定的。’
战争初期，李豫民以吴光新的骑兵旅以及数个国民警卫队师向商丘一线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的结合部发动攻击，虽然吴和孙是盟友，孙在名义上接受吴的领导，不过孙的将军们并不能很好的与吴佩孚的部队配合。吴光新迅速的突入陇海铁路线，即将占领商丘，一旦商丘被占领，以中央军强大的后备力量，那么吴佩孚将军和孙的部队将被各个击破，战争也许就会很快结束。
七月末以来，由于缺乏重型野战炮等足够的火力支持，中央军左翼方面虽然夺取了新乡——封丘前线数十个村庄，但是暂时无法攻克大约七万人防御的沟壑纵横的直军防线，这里的司令是吴佩孚的爱将靳云鹗。中央军在郭松龄将军的指挥下开始逐村逐村的蚕食直军防线，虽然中央军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但是靳云鹗指挥的基本上是直系的精锐，他们大多数来自湖北，基本上不了解北方的农村现状，不然，靳云鹗是不可能一直坚守到豫西战役结束的。
就在黄河北岸艰难防守的时候，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联合发动一场攻势，他们一共集结了十多万的部队沿吴光新中央突击集团的侧翼深入，打算一举全歼这个不过五万左右的中央军。如果吴光新部队被全歼，那么中央军郭松龄将军的右翼，周振将军的左翼都将陷入直军的直接威胁，虽然郭松龄将军有黄河这个大河在自己的一侧，不过要渡过没有多少重武器的直军，并不需要多少大型的船舶。如此，则周振将军不得不回军保护自己的侧翼，从而给在徐州前线日夜施工的要塞增加更多的时间，一旦要塞完工，那么这场内战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无法结束，甚至北方不得不接受豫西战役之后孙传芳将军提出的华南自治的要求。
到此刻为止，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并没有发现这场战争跟以往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的眼里，这不过是袁世凯大总统以来军阀混战的继续而已。然而已经不一样了，此刻中国国内的情形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德意志联邦一样，北方的李豫民是普鲁士，而吴和孙都没有奥匈帝国那么强大，只能算得上巴伐利亚或者汉若威，所以更加不可能像德意志统一那样花上十几年的时间了。
八月初，中央军的飞机率先发现了沿陇海线一带运动的大规模军队，飞机在中央军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军事情报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了它们，直军的一举一动大都难逃飞行员的眼睛——当然他们还装备有德意志先进的光学工业产出的望远镜，顺便提一句，飞机基本上是捷克造，还有三十多架来自美国。中央军的飞机基本上是双人，除了驾驶员之外，配备一个机要员，他负责通过机上的无线电系统迅速将情报传达到前线指挥部。轰炸机很少，十多架，他们配属于周振的右翼方面军。即使以一个在欧洲各国担任武官的了解各国军事现状的人来说，中国人这样的配置无疑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于是，吴光新的中央突击集团不得不放弃了围攻商丘的打算，在支持作战的山东民工有力援助下，吴光新的部队逐次撤退。其实他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吸引吴和孙的主力部队，给右翼和左翼作战的主力部队创造一个良好的机会。而事实上，就战场的激烈来看，让吴佩孚将军又一次相信跟他作战的是李豫民的第二线部队似乎是不太可能。
8月中下旬，孙传芳将军的部队沿着大运河往北，抵达济宁，这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城市，往东不到四十公里就是京沪铁路线，而防守济宁市的是山东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旅，这个旅接受改编不过九个月，孙相信，一旦大军压境，这个旅将会很快投降，就像1924年冬直军在‘北京事变’之后投降给奉军一样。而吴光新的中央突击集团现在已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他们固守荷泽，定陶，龙涸集中一个不到数百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没有迹象显示他们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于郭松龄将军一样，吴和孙的部队更加缺乏重型和中型火炮，在面对迅速加高的城墙和土木工事——这是真正的土木工事，没有水泥；以及顽强的敌人，吴佩孚将军甚至比郭松龄将军更加一筹莫展，在没有空中侦察的优势下，要迅速的攻克敌人的土木防线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孙的部队通过发动一次次冲锋夺下了七、八个村庄，但是他们发现，中央军和他们的民工几乎是不会睡眠的，往往在孙和吴士兵欢呼攻克敌人防线，奋力冲向预想中的敌人指挥部，结果发现又一道道战壕横亘在他们的面前，迎接他们的是冷酷的步枪子弹或者迫及炮的炮火，似乎，吴光新一点也不会吝啬军火，他这样做是有准备的，因为中央突击集团的军火配给是中央军三个进攻方向上最多的，而且由于中央突击集团沿线没有铁路，所以提前通过山东民工运到了前线的补给点，当中央军的飞机发现吴和孙的部队时，在北京的大本营就让郭松龄通知吴光新相机撤退，并拟订了一套详细的撤退计划，率先撤退的就是补给站的军火弹药，其次是步兵，最后是吴光新的骑兵。
郭松龄将军的前敌指挥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李豫民在军事上左右手，这样的压力来源于北京对他裹足不前的舆论——这种舆论更多是军部高层，郭松龄害怕这样的舆论影响到他自己在李豫民心中的分量。中国过去就有很多皇帝临阵换将甚至杀掉大将的事件，不过李豫民肯定不可能这样做，似乎他给郭松龄的命令是减少正规陆军的伤亡——因为这十个正规陆军师团是李豫民历尽艰难训练出来的十分精锐而且可靠的部队，李大概打算在今后的全国整军中依靠他们，所以任何过大的牺牲都是李不能容忍的。在当时各国驻华使节中，没有人会怀疑李豫民能够统一全国，这样的信心绝对比一年前对吴佩孚将军要强。
其实或许就是李豫民这样的态度，导致了郭松龄将军无法把精锐的正规军投入到伤亡巨大的壕堑争夺战中去，当时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就说过，一旦投入四个正规陆军师，他有把握在十天以内拿下新乡以及黄河已北直军阵地，但是以直军的抵抗程度而言，大概伤亡的比例在30%左右，而这个比例，似乎大大超过了李豫民所能容忍的极限。
右翼徐州方面周振将军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担任主攻的国民警卫队师虽然大多是中国战场上的老兵，可是也很少打这样的壕堑战，尤其是如此激烈，这样的战争他们在一往一般是不会打的，要打也是在10：1必胜的情况下为了高额的奖励而奋斗。虽然此刻他们的勇敢不需要用高额奖金刺激，但是与左翼、甚至是吴佩孚，孙传芳在荷泽前线一样，由于没有大量的重型火炮、榴弹炮，壕堑战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艰苦的。从徐州战事开始近一个月的努力，也只是让周振肃清了徐州外围以及占领新安，连云港，涑阳一带，截断了孙传芳将军的铁路补给线。但是这对孙影响不大，因为在徐州囤积了大量的足够支持战争的军火，而徐州本身就是一个远东十分坚固的要塞——即使是对西方军队而言也是如此。
此刻周振将军要面对的是后方孙传芳将军近六，七万的军队，该部队正从他的后面迂回，想要截断他的补给甚至可以说是退路，前方是河渠纵横的江南水乡，这里的民众虽然对中央军没有什么恶意，但也不可能是十分的好感，想要他们象东北的民众一样支持战争是不的现实的，如果强行征用民力，与整个社民党的政治又是相反的，所以周振将军不得不依靠中央的力量。但是中央并没有什么预备力量，战争之初，作战计划就已经指出，南下作战的军事力量是必需的一倍有余，所以，中央陆军多余的一个陆军正规师被派往西北，为社民党建立基层组织以及改革西部现状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必不可少的武力支持。令人奇怪的是，还有三个据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损失过大的部队被掉到东北进行整训，这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力出击，丝毫不顾及后方的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据日本武官所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损失最大不过是许兰州师，那么还有另外两个正规师团被放在东北，似乎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苏俄，不过俄罗斯人是希望与李豫民的政府结盟的，甚至不惜放弃以前沙俄帝国在华的各项利益。
8月27日，战争的局势看来离中央军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左翼的郭松龄将军的部队依然在逐步清除黄河北岸的直系军队，进度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比起在荷泽苦苦坚守的盟友来说，这样的进度太慢了。吴光新的部队在8月16日得到了河北一个二线师的支援，重要的是真正指挥这场防守战的人并不是吴，而是毕业于德国军事院校的高才生，他的名字叫冯益枫。在半个多月的防守中，依据火力的交叉配置以及巧妙的土木工事，冯弥补了中国战场上专业参谋极度匮乏形成的战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劣势，还让进攻的直系军队吃足了苦头。不过从战场上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优势在直系联军的兵力优势下，只能够迟滞中央突击集团覆灭的时间罢了。同样的是周振将军不得不抽出近三个师的兵力沿京沪线往北机动，以图解决掉威胁济宁的孙传芳将军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守备济宁的旅并没有如孙传芳将军想象的那样，在他派出了三个特使——这在中国内战是常见的，往往在局势一边倒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坚决的抵抗，战后据说当时的旅长以及一部分中层军官有投降的意识，不过被政委坚决的制止了。周振将军的机动大概是得到北京大本营的催促的，以周振将军的意思是，用轻装的国民警卫队士兵约三个师配合一个主力师的兵力组成南下集团，他们的补给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战场上作战部队所使用的枪械基本都是最普通的步枪，而沿京沪线南下的话，还可以得到中央优势的海军支持，虽然这个国家海军的规模并不大，可是对于南方而言，这是绝大的优势。如果周振将军的计划得到实施和北京的支持，那么孙传芳将军的部队不可能坚持到很久，除非他攻克济宁东北方一百三十多公里的山东省府济南，并对北京和南下作战的部队构成严重的威胁，否则在东南战场上徐州这个要塞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周振将军的南下将直接威胁孙的后方，尤其重要的是南方是孙以及吴佩孚将军部队耐以生存的财富集中地域，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一旦拿下了长三角，那么直系军队用以维持士气的财富将大大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士兵的战斗力将迅速的降低，尤其前方的敌人十分顽强，那么不需要中央的军队多努力就可以招降他们了。
8月25日，在侦察到中央军快速支援济宁的部队即将抵达的时候，孙传芳将军不得不遗憾的撤离，然而，这次进攻并非没有什么收获，至少赢得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让徐州要塞的大炮完全安装到位，这样一来，徐州就成为了一个异常坚固的堡垒。徐州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首先徐州处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的交汇处，同时也是京沪线和陇海线的结合部，在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并不发达的中国，这样便利的交通要地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铁路不但可以快速运输兵力和物资，同时也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中央军要打败南方军队，首先要攻克的是两个要点，一是徐州、二是郑州。一旦这两个城市被攻克，从地理上讲，南方直系就只能依靠长江来防御北方军队的进攻了。对山东西部吴光新中央突击集团的包围战客观上来说赢得了防卫郑州和徐州的时间，同时也给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整理自己所辖地区的军事潜力一个必不可少的时间，但是时间似乎更有利于北方。虽然很多接触过北方军队以及东北的人都相信统一将会很快到来，但是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没有亲自接触过底层的人民和士兵，尤其是东北的一切。所以在吴和孙以及绝大多数没有到过北方的人来说，北方崛起的李豫民不过是一个新的军阀，而且他在名义上还得奉段其瑞执政为领袖，这说明李豫民还太年轻，也许并不能够处理这个庞大的国家政务，吴和孙以及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奉系内部将发生内乱，这个国家的人似乎都相信老人有着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智慧，而年轻的人则需要磨练，确实，在治理国家这样的难题上，一个睿智的年龄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样的规律似乎对北京年青的改革委员会主席不起作用。在1923年以前，他一直在学习，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就学习成绩而言，并不是十分的优异，不过据他的美国导师说，在经济和历史以及政治上，这为年轻人有着异忽寻常的天赋，或许，吴佩孚将军和孙传芳将军并不相信自己在军事上会败给这样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过，战争并不是仅仅依靠军事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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